刘盛:监管增加整体上是个积极的面向,说明社会组织和政府想做的事情更同频了,有了更多互动与合作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可以主动去跟政府互动,在互动中变强。
绿色潇湘与政府部门互动状态的调整其实是很大的。早期有监督的角色,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有一定的张力。十八大以后,随着各级政府对环保的重视,以及环境保护领域主要矛盾的调整,绿色潇湘也在逐步调整自己的定位,发掘自己的优势。
一方面,地方政府更有动力、也有意愿做环境保护,倒逼着环保社会组织改变工作方法。能不能提出专业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能力,社会组织需要去适应这种变化。
2016年开始,绿色潇湘在与政府的互动上就有很大的调整,从公众监督为主转向议题的专业性,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也从有一定张力的关系,转变为战略性合作伙伴的关系。现在机构提出的一些关于水源地保护的建议,政府部门也是愿意去互动和接受的。
因此,社会组织在心态上要调整,身在其中看到客观存在的力量,多沟通多汇报,主动去提出一些专业性的建议,去对话。
另一方面,政府加强监管,说明社会组织做的事情被纳入到了政府的视野,在同一个社会问题的赛道上出现了更多的解决力量,资源和力量增加了,互动与摩擦也会增加,要能够适应生态位的变化,找到社会组织的“两把刷子”,看到与政府合作中自己的优势。
以我们和团中央的合作为例,十八大以后团中央机构改革,成立了社会联络部,专门负责跟社会组织对接,团系统做组织动员,河流守望者做社会动员,在公众参与的底层价值观上是匹配的。
河流守望者的“两把刷子”是数字化产品和运营能力,团中央的优势是组织动员能力。以前绿色潇湘一年在湖南做50场河流守望者活动,就觉得很不错。2019年和团中央合作,一年就在全国做了1000场,感觉已经很厉害;但是去年(2022年)我们做了50000场,这个能量非常大。
这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政社联动、社会动员和组织动员相结合的案例。这样的合作可以说也是在给一线社会组织赋能。
社会组织不一定要作为问题的直接解决者,也可以通过试点或打样,成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和创新者,推动政府或企业去解决问题。
因此,在加强监管的情况下,把品牌做强是唯一选择。一是要主动去跟政府互动,二是在互动中让自己变强。
与政府互动中如何做好心态转变,更好地形成合作?
刘盛:主要有三点:建设性地解决问题;形成互动的界面;保持独立性。
第一,底层还是要有价值观的坚持,我们的价值观提出草根立场、在地视角,但解决问题是建设性的。地方政府愿意与绿色潇湘合作的原因之一,应该也是看到我们不是以监督为使命的机构。只要能解决问题,可以有建设性的方法,不一定要“发微博”,拉群沟通也可以。
第二,与政府互动要有“抓手”。一是要有钱(项目),有钱双方就都有“抓手”;二是要开会,一年两次常态化的会议,年底一起搞个总结会,形成互动的界面。很多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做好,恰恰是因为沟通界面的缺失,导致两边信息的屏蔽,引起矛盾。
第三,用政府的资助做补充,要拿政府资源,但需要控制比重。如果没有这个钱机构就有生存危机的话,可能成为“讨厌的自己”。或多或少有些政府资源,能有效填补基金会资助下降的空缺。
Q4
在动员公众参与方面,观察到哪些变化?有哪些感受?
Q5
为什么会相信公众是和我们一起改变的力量?
刘盛:这是我们过去十年来都没有变的主线,赋能支持本地人解决本地环境问题,而不是我们自己去解决。一方面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坚守的价值,另一方面是看到本地人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对解决问题的急迫性,以及信息的优势。
绿色潇湘成立的时候只有几个发起人,一人500元每月的捐赠,众筹资金招聘了一个全职。想要推动工作,只能找自己最擅长的,比如认识的记者在长沙发起话题、筹点钱给巡护的志愿者提供支持、请专家做培训,等等。
因此,如果当地发生污染问题,我们的第一选择是授人以渔,支持当地的志愿者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我们自己跑过去。通过一个整合的网络,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让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是一个意义很大的事情。
正是这种自知自觉,让我们坚定地决定成为赋能的机构,一开始用培训赋能,后来用工具包赋能,再后来成立学院赋能,现在用数字化工具赋能,这么多年都是支持公众去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我们自己解决环境问题,这是过去十年没有变的主线。
赋能的能力和工作手法也是一步步长出来的,一开始梦想比较大,但我们又很小,逼着我们去合作、去赋能、去迭代,赋能的工具在变,我们的核心能力也在变,随着规模化的增长,杠杆率的增加,机构的活力也越来越好。
Q6
面对困难的处境,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刘盛:最难的是2018年从湖南走出去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2017年4月机构决定走出去,2018年是最难的。回过头来看能够渡过这个难关,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再坚持一下,二是建支持体系。
再坚持一下。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很清晰,但路径一直没有找到,知道要做数字化产品,但产品是什么样子还不知道。自己没思路,理事会有期待,资助方有怀疑,同事有离职,真的是最难的时候。
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看到何道峰老师一篇文章里举了个例子,说河流守望者是一个创新的模式。我看到那篇文章就激动地眼泪直下,就是感觉自己做的事被认同了。
后来11月我们就找到路子,开始做小程序,人就安定了至少一半。要回过头说是怎么度过的,真的要稍微坚持那么一下。
建支持体系。这么多年来整体我还是很乐观的,没有到艰难得不得了的地步。其实还是因为有团队,有事能商量,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幸福的,没那么孤单。
不管是团队内部,还是理事会的成员,或者是资助方,以及当年支持我的老师们,跟他们聊一聊,给一些建议,哪怕没有实质的帮助,但还是会感受到支持,不管什么都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