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花朵——银杏伙伴德国考察感悟

刘毅（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

前几天楼下的德国自酿啤酒馆已经在卷帘门上用粉笔写上巨大的7:1，若是在德国考察以前，我根本不可能知晓7:1的涵义。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非球迷，我几乎不看球，连球星都认不了几个，然而这届世界杯，我却成了伪球迷，认认真真看了三场球，且都是德国队的比赛，其中两场在德国与球迷一起看，另一场便是昨天的决赛。熬夜看球于我而言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我看的不仅仅是足球，更是向德国致敬，因为在今年银杏伙伴德国考察期间，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德国，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回馈社会的习惯

做NGO这些年，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为何欧美的NGO行业如此发达，社会认同度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强？远的不说，仅看中国香港和台湾，无论是政策支持力度、公众参与度及社会认同度上，都较大陆好。去德国前，我的答案是：1，政策好，政府提供免税、抵税等优惠政策；2，经济发达，有能力做更完善的社会服务和慈善；3，公众素质高，有较强的公益服务意识；4，宗教信仰普及，大多数宗教都提倡付出和给予。到德国实地考察后，我发现答案与我预想的还略有差异。

银杏伙伴德国考察第一天，宝马基金会的伙伴与我们分享了德国慈善的发展概况，其中一句话发人深省，大意是：“无需为成为富人而羞耻，但应羞愧于带着财富死去却没有回馈社会”。事实上，志愿服务、回馈社会已经成为德国人的生活习惯。

德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是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大支柱。政府在社会基本福利、公共设施建设、学校等领域起主导作用，而许多社会服务和社区发展等领域，则由非营利性机构实施，政府在政策、税收、经费等层面给予大力支持，因为非营利性机构是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且是社会稳定发展很重要的力量。

德国政府鼓励民众自我组织，解决基层的矛盾和问题，只要凑够7个人，就可以在德国成立一个NGO。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2011年，德国已有58万个NGO，其中Diakonie（德国福音教社会服务联合总会）、Caritas（德国明爱联合总会）、Parität（工人福利总联盟）、AWO（德国平等福利联合会）、German Red Cross（德国红十字总会）和ZWST（德国犹太人中央福利办事处）是德国的六大机构，再小的地方都有这六大机构。早在1995年，德国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宗教团体）的经济规模已达到944亿美元，占GDP的3.9%，并提供144万个就业岗位，其中社会福利服务组织的就业份额最大，占德国所有非营利组织就业人数的80%，因为政府对社会福利服务采取直接补贴。

宝马基金会的伙伴认为，除了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外，民众富裕和公众意识强也是德国慈善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

经济发展是德国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东德的经济较西德落后，因此NGO发展也更缓慢。以西德为例，二战期间，西德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二战后的三十年，政府着重开展战后重建，发展经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到1970年代，德国民众已较富裕，私人做公益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政府也意识到有些问题必须靠民众来解决。德国法律保护私人财产，但拥有后也要分享并回馈社会，一种方式是纳税，另一种方式是参与慈善。截止至2011年，德国共有私人基金会18000多家。

德国是世界上志愿者群体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共有2300万公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约占德国总人口的30%）。公众的慈善意识是教育的结果。德国从幼儿园开始就给孩子灌输慈善和社会服务的思想。很显然，宗教信仰对于德国人的慈善观念和公益行动有很大推动，但并非绝对，因为无论是宗教组织还是其他NGO，所有机构都教育人们为社会付出。更有意思的是，德国政府鼓励青年人在高中毕业后参与一年的志愿服务，目的是使青年人形成社会责任和社会公益意识。在2011年义务兵役制中止前，青年人若在非营利性组织进行一年的志愿服务，甚至可以替代兵役。在银杏伙伴的考察行程中，几位在宝马基金会的实习生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并为我们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事实上，他们都是一年期的志愿服务实习生。除了一年期的志愿服务外，更多的德国人利用业余时间长期为非营利性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比如柏林城市使命（Berliner-Stadtmission）每年有1000多名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而Hamburger Tafel的全职工作人员只有3名，每年都有100多名志愿者前来帮忙，累计提供1.6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图：志愿者照片墙——Hamburger Tafel

——融入生活的低碳

气候变化是21世纪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许多国家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制订了详细策略，开展了诸多的国际合作和实践。包括德国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推广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生活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无疑是我此行最重要的考察议题。

气候变化对沿海地区所造成的影响日益严峻，随着海平面的上升，一些海拔在海平面周围甚至海平面以下的地区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被逐渐淹没并最终消失。比如意大利北部城市威尼斯，据统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威尼斯共下沉了23厘米，平均每年淹水次数多达60多次，海水已经漫进一些年久失修的建筑底层，并常年浸泡，最终可能导致建筑倒塌。2009年11月14日，威尼斯居民甚至为水城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葬礼，以此警示正在消失的水城和日益减少的人口。

当然，欧洲各国早已意识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并身体力行，践行着环保低碳的生活。在与大部队会合集体考察前，我和另外两个银杏伙伴提前前往欧洲，先后走访了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捷克等过，我发现这些国家都有共同的特点：1，垃圾分类做得很好；2，一次性用品用量少，大多用可回收材料；3，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非常普及；4，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停车费贵；5，自行车成为普遍的代步工具。

以自行车为例。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满大街都是自行车，河岸和桥的栏杆上锁满了自行车。荷兰被誉为自行车王国，国内与自行车相关的公共设施非常完备，除国人方便外，游客也受益。阿姆斯特丹至少有三家连锁的自行车租赁公司，分别以红、黄和绿色自行车来区别；在法国巴黎，自行车可以推上城区的火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意大利佛罗伦萨，虽然城区较小，主要景点大多步行可达，但仍常见游客骑着自行车穿梭，甚至拖家带口；在意大利比萨，还看到一大批自行车骑行队伍……

自行车在德国也非常普及。在宝马基金会拜访期间曾与4个工作人员交谈，发现有3人骑自行车上下班，而且德国的邮差也是骑自行车收发信件。自行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包括政策的扶持、公共设施的完善以及低碳理念的传播。德国的柏林和汉堡，主要交通干道均设有专门自行车道，有些红绿灯还有自行车过街按钮；火车、地铁、公交车、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均有专门的自行车车厢或班次，方便骑行者携带自行车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工作有待改善，许多公共交通工具还对自行车拒载，这几年拜客广州的伙伴也正为自行车上地铁而奔走呼吁）；街头很容易找到自行车自助租赁点，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刷卡取车；许多大型公共场所都设有自行车停车场，一些小型餐厅或商店亦备有自行车停放设施。

当许多国家都在大喊“清洁生产，低碳生活”的时候，德国人早已将低碳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并时刻践行。

图：带有自行车车厢的列车——法兰克福中心站

——多种形式的联盟

我的机构（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是一个致力于推动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开展红树林保育的合作平台，是一个以议题为出发点的联盟。大约七八年前，中国的环保圈兴起了大量的地方性合作组织，当时我对非议题型联盟持保留态度。在我看来，无论是老牌机构还是年轻机构，都有自身的价值观、工作重点、工作手法和机构文化，有些关注生态，有些开展能力建设，有些专注污染，若硬要整体捆绑，势必要花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讨论、协调和统筹，而真正留给做实事的时间和精力将远远不足；但若是以议题为出发点的合作机制，仅就某个议题开展持续合作和推动，共同发声，而无需在机构融合等方面耗费精力，这样的联盟才是有效的合作平台。

此次德国考察有幸走访了几个不同形式的联盟。有些完全松散，甚至不需要固定的沟通机制；有些是树枝状的联盟形式，但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相对独立；也有加盟式的合作平台。

在柏林参访的GRÜNE LIGA BERLIN是德国绿色联盟（Green League）的成员机构之一，主要关注柏林当地的议题，特别是社区营造和公众参与，但也参与部分全国议题的讨论。绿色联盟成立于1989年11月18日，是由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环保、教会及和平领域的组织联合产生，包括十余个机构，其中大部分机构在东德。绿色联盟是一个很强的关系网，但组织相对松散，没有专门的治理架构，也没有固定的例会，而是各个机构各自为政，独立开展运营，且经费上也完全独立。绿色联盟中的机构会就某些具体议题或者全国性议题共同发声，推动改变。

另一个案例来自Hamburger Tafel。Hamburger Tafel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收集超市或食品工厂食物，通过与救助站和教会合作，分给有需要的人，至今已有20年历史，目前每月为6万人提供食品救助。Tafel在德国有920个加盟组织，每个分支每年要给总部缴纳会费，每年有一次全国性年会，各个地区还会有不定期的会议和活动，加盟机构间的合作较绿色联盟（Green League）更紧密。但事实上，Tafel的各个加盟机构间仍保持独立性，包括运营、财务和管理的独立性。

当然，也有机构间合作和管理关系非常紧密的加盟式联盟，比如汉堡的Wellcome。但无论是何种形式，都是围绕某个议题或者某类对象开展针对性的合作与资源共享，效率高且成果显著。

图：牛奶盒改造花盆——GRÜNE LIGA BERLIN

——博物馆里的教育

个人认为在欧洲最不能错过的是博物馆，承载了世界各地几千年的文明史。欧洲的博物馆数量非常多，比如德国境内有数千座政府资助的博物馆，每年约有9,100万人次造访。我曾有幸前往英国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和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参观，那种震憾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与国内的博物馆相比，欧洲博物馆有以下几个特点：1，未成年人福利。大部分博物馆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少部分收费，但也是大打折扣，仅象征性收费；2，布展更生动更科学，互动性和趣味性更强，特别是自然类的博物馆；3，课堂就在博物馆里。

本次欧洲之行，我造访了近20个博物馆，除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外，其他都是艺术类博物馆。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虽然动植物标本不多，但其布展的科学性、系统性、互动性和趣味性却可圈可点。比如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和第六感等动物的不同感官循序渐进布展展厅，每个小展厅除图文和标本介绍外，有丰富的互动道具供受众深入学习和体验。以响尾蛇的红外线感受器为例，如果仅依靠文字描述，很难现象其工作原理和展现在响尾蛇“脑子”里的红外线图景，一台红外线传感器便能解决问题，受众可以通过红外线传感器的显示屏实时查看同伴的热像图，从而更好地理解响尾蛇红外线感受器的工作原理。

几乎在所有的博物馆都能看到老师带着学生学习，这与国内学生参观类似科普教育基地等博物馆的走马观花有很大不同，欧洲的博物馆便是课堂，许多课程是在各类博物馆里完成的。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我遇到了十几个6-7岁的儿童围坐在两幅抽象派画作前，老师正绘声绘色地为他们进行讲解，仅两幅画就讲了30分钟，期间有丰富的互动和问答，启发孩子们思考。说实话，这些抽象派画作我完全看不懂，无法理解这位老师如何能讲足半个小时，也无法相信这么小的小孩能看得懂这种画作。但这也许就是艺术修养的差异，欧洲的小孩在博物馆里对着名画认真上课，而我们充其量只能对着印刷品一扫而过。

图：博物馆里的教育——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

——培育世界的花朵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是我小时候常在幼儿园唱的一首歌，描述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在祖国这个大花园里备受呵护健康快乐地成长。而德国考察给我最大的触动是这样一个场景：在环境优美、堪比疗养院的柏林城市使命的“逃难者之家”，两个难民儿童正快乐地骑着自行车，身旁的草地上，艳阳高照，野花正绚丽绽放。我将这个场景定格在手机里，命名为《世界的花朵》。

图：世界的花朵——柏林城市使命逃难者之家

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数量超过1000万，仅次于美国，在全国人口中，20%是在外国出生，1/3是有外国血统。因二战后重建的需要，早期德国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的劳务输出，而近些年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西班牙等东欧及受欧债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大量的外来移民涌入德国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存环境，其中一大部分是非法移民，这也带来了许多治安、医疗和教育等社会问题。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完善，这套制度对德国公民、合法移民及难民一视同仁，能够保障基本的生活、教育和医疗，但对非法移民不适用，他们无法享受德国的社会保障。许多非法移民无法享受合理的工作薪资，被迫打黑工，而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正常的收入，无家可归并最终成为街头流浪者，仅在柏林就有至少3500名街头流浪者，他们大部分来自东欧。

一些专注于为移民提供服务的机构应运而生。世界厨房（The World’s Kitchen）通过社会企业模式运营，为外来移民（特别是妇女）提供餐饮业就业岗位，并最终使她们成为餐厅的主人；Hamburger Tafel收集超市或食品工厂即将过期的食品，分发给有需要的人，其中大部分受益群体是低收入人群和流浪者；地区邻里安全（Safe in the Neighborhood）的搏击女孩项目通过“搏击”这个切入点鼓舞社会上被忽视的群体，尤其是女孩和女儿，而这些受益者大部分是外来移民或难民。

当然，在这里不得不提城市使命这个机构。城市使命是由新教组织人员发起成立的，1877年在英国成立。城市使命在柏林有60个工作站，主要靠自营收入和捐助维持发展，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服务对象较全面，包括残障人士、老人、移民、难民、暂时有困难的人等等，其中75%是东欧人。柏林城市使命现有的项目有：避难所（为流浪者和非法移民提供冬季过夜场所）、医疗室（为流浪者和非法移民提供医疗救助）、逃难者之家（为入选难民家庭提供住宿、种植项目、难民儿童交流项目、语言培训等）、带着信任项目（为酗酒成瘾者提供帮助）、大学生宿舍、青年旅舍、二手商店等。

    此次德国考察的主题是社会融合。在柏林墙被推到后，由于东、西德之间的巨大差异，德国经历了20多年的社会融合，而近些年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过程的难度。所幸，德国政府在二战后花了三十年时间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为所有的德国公民、合法移民和难民提供平等的生活保障、医疗服务和教育机会，而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无法覆盖的非法移民，则有许多类似柏林城市使命这样的机构填补空白，从而尽可能解决社会矛盾。这些社会融合的经验以及培育世界花朵的包容性都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