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公益平台规模化探索的行动研究总结会回顾
2023-11-13
11月4日，好公益平台规模化探索的行动研究总结会在北京鸿芷书房举行，11家平台伙伴参会并提交了行动研究报告，共同研讨项目产品化与规模化的路径。行动研究专家杨静、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等进行了点评与反馈。该项目由南都基金会资助，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实施。产品化与规模化已经成为公益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实践范式，参加此次行动研究的12家机构均是规模化探索的优秀代表。本项目支持机构或项目负责人，通过访谈“项目共创者”，从行动者视角来梳理规模化的实践脉络，以呈现复杂实践过程中的“默会知识”，助力规模化实践范式的发展。项目以“路径知识”为指导，认为规模化的实践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过程，“是实践者的选择与实践行动与特定社会现况来回对话的具体表现”（夏林清），也是在“回观历史，辨识经验，寻找改变的力量”（杨静）。项目自2022年5月启动，开展了2次培训与31次的口述访谈，支持12位伙伴完成了约15万字的行动研究报告。刘洋鸣-知心妈妈成长课堂：出色伙伴影响力规模化探索的行动研究刘洋鸣以组织创变与社群发展为主题，通过访谈早期创办人员，梳理了出色伙伴15年的发展之路——大体经历了诞生期、规模化探索期、规模化成熟期三个阶段。通过梳理历史发现，核心人员的特质、内驱力、直觉与洞察，成为了产品成功最重要的经验。同时，社群的发展也与政策、媒体空间、大众认知、社群状态互动关联，形成了工作的压力与挑战，而应对这些压力的实践过程，蕴含着一个组织、一个社群的勇气、智慧与坚韧，这是规模化得以实现的关键。冯璐以团队共创的方式，回溯了北京利智创办与发展23年的历程。2000-2012年间主要为心智障碍者提供直接的服务；2013年开始转变服务视角，开启了支持心智障碍者自主生活的服务；2018年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服务推广；2020年启动服务共创和线上支持，成立自主生活学院，聚焦行业支持；2021年，开启服务咨询和督导服务，形成面向不同组织的产品类型；2022年开始评估认证培训，“无评估不服务”，持续探索不同的产品及组合；2023年启动“玉成计划”，规模化推广的重点放在自主生活服务的落地上。每次基于需求发展而调整战略的阵痛，每次组织转型又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期待，利智走出了以“自主生活”为核心理念和赋能行业发展的规模化发展之路。喻东以安全家园项目产品化和规模化的过程为主线，梳理其近十年的路程。安全家园孕育于壹基金项目产品化策略和雅安灾区的需求土壤，从1个试点开始，与伙伴“边干边学”，进行产品化建设，推至30多个社区，参与减灾示范县的建设，复制到其他灾区，再推向全国，目前已经覆盖了1000多个社区。产品化规模化实践的背后，是他个人从抗拒产品化思维到逐步接纳，也经历了“立项失败”“产品化难产”公众筹资的艰难等，“在公益项目产品化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在不断尝试、复盘、升级的循环递进中，走出了一条规模化发展之路。闵雄回顾了义仓12年发展的四个阶段：在产品研发阶段，重点是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参与式互助体系；在经验输出阶段，重点是学习网络与开办培训；在规模化发展阶段，重点是议题化+标准化公益产品+联合行动；在方法论形成阶段，重点是义仓学苑培训支持体系建立。闵雄认为义仓项目就是要回归志愿者、回到邻里互助、回到搭把手，用微公益创投+义仓公益产品+志愿服务的形式，量力而行，脚踏实地，培育和发展更多邻里互助行动者。在他负责期间的主要工作，是整合骨干和各地义仓实践者经验，进行拼盘、整合和发展，推动义仓知识体系的研究、转化和应用，形成了政府购买、社会采纳和服务性收费的多元化义仓可持续发展模式。韩敏访谈了机构创办人和核心志愿者，梳理了“彩虹村”项目十年发展的历程。小荷公益在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发现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缺乏关注和支持的需求，从而开展摸底和筛查，设计和开展了“彩虹村”项目。2013年参与CCTV-12《社区英雄》的拍摄，在本地形成影响并获得资金支持；2015年建立“彩虹村”联盟，梳理出10个帮扶模式，之后在南都基金会的支持下走向了快速规模化。在规模化发展的背后，是小荷公益从志愿者团队转型为专业性团队，再发展为枢纽型团队，乐于分享和善于学习的团队文化是支撑规模化的关键。清洁小手项目产生的路径与其它项目不同，是在联劝“一个鸡蛋”的品牌项目中衍生出的新品牌项目，两个项目路径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改善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因此前期项目都是在一个鸡蛋项目学校内发起。在技术研发上，基于已有项目经验和充分的基线调研，通过救助儿童会的技术支持，形成了以服务、教育、环境、政策为主要影响维度的专业化项目。2018年开始试点，2019年覆盖7所学校。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团队成员意识到很多农村地区的学校卫生设施和清洁卫生物资匮乏，教师和学生缺乏卫生知识，于是思考调整项目定位。2020年开始，项目定位为改善乡村幼儿园儿童的卫生习惯，促进乡村儿童健康成长。项目开始在非一个鸡蛋项目学校落地，资助体量也开始提升。2020年采取分类资助策略服务了123所学校，2021年回归标准化干预模式服务了76所学校，2022年服务61所学校，2023年再次开展基线调研并进行优化。清洁小手的规模化具有更高的起点和更清晰的实践逻辑，体现出机构的综合支持优势。真访谈了多位项目同事，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复盘了心灵魔法学院从2016年到2023年期间项目演变过程。项目以守护儿童心理健康为主旨，经历了支教志愿者合作、个体老师合作、县域整体推进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策略选择是将团队已有判断作为假设，在实践中进行验证，从而产生更优的合作策略，以实现项目的规模化发展。其背后是遵循科学公益的逻辑，“通过监测评估和数据来指引创新的方向”；不断复盘的工作方法，“多复盘，看看现阶段有哪些问题，然后去梳理改进的策略”；以及创新的勇气和接纳错误的胸怀，“以创新迎接挑战，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态”。刘剑峰-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摆脱烦恼，追寻教育的原点刘剑峰（刘队）梳理了自己亲历灾后生命之痛、前同事“离去”之痛、公益组织经费之困、项目不可持续等困扰后，下定决心从枢纽组织转型到深耕项目，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致力于探索一条自主化的项目产品之路，散学堂由此诞生。2021年度的关键词是“守土与破局”，反复的构思与梳理、频繁的交流与讨论、如饥似渴的阅读与学习，推动着散学堂试验落地。“打造一所院子”，组织“分水能量营”，启动“散学堂月捐”，“捏合”可能资源，开展“散学堂课程设计”……散学堂的产品形态逐步成型。这是一个尚在发展中的项目，却是瞄着规模化而去的，承载着四川原点从枢纽转向服务项目的实验性，也承载着刘队努力“破局”的理想。安艳丽-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的自白安艳丽着重梳理了自己在南京江宁区五年来探索支持区域公益生态发展的历程。从创建一个区级的“好公益平台”的初衷开始，通过公益产品路演形成热度，也从项目思维中看到服务产品化的可能。之后，经过几年的探索，在公益创投项目管理、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等方面形成了“益动江宁”系列品牌项目，在区级和各街道形成了三级服务圈层的合作体系。在此过程中，她得到了江宁区民政局和机构的支持、鼓励。作为业务负责人，她不断“爬坡”“过坎”，经历了“艰难”“焦虑”，积累出了“江宁经验”，在几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推广。持续扎根江宁五年的她感言：“在服务中慢慢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在每一个被需要、被认可、被尊重的时刻也狠狠地被赋能了。”瞿建琪作为“新人”参与陕西众益在未央区执行的社工站指导中心的项目，这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的项目，在经历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之后，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服务数量和质量都大幅上升。瞿建琪梳理了项目开展与个人成长的彼此嵌入，在应对一个个困难与挑战的过程中推动彼此成长。为了做好督导，她“收集站点需求”“逐一找到答案”“在心里反复情境模拟”“信心满满开展督导”，但却遭遇“现场的问题并不是提交的问题”“一个问题不断延展出新的问题”，完全“超出预料”“超出准备”，不得不接受“失利”，产生“退缩感”，也多次面临“势单力薄”“困难重重”“非常煎熬”的困难场景，但凭着她的不断进取，努力承担，在达成项目目标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个人的成长。方树功有不间断记录日记的习惯，这次行动研究引发了他对十方缘12年的发展历程系统地回顾和梳理，他划分为四个课题——技术变革、战略变迁、文化积累和组织变革。会上，王相群代表方树功老师分享了战略演变的梳理。十方缘的战略发展，经历了志愿服务阶段、专业化服务阶段、规模化发展阶段、推动职业化阶段，始终围绕四千万临终老人需要服务的战略目标，每年解决一组重点问题，每年上升一个台阶。方树功将浓厚的人文情怀与“航天工程师”式的精细化管理相结合，自身也在极强的建构能力和解构能力的切换中，推动着十方缘服务的规模化发展。冯元-好公益平台：好公益平台伙伴能力建设的三次优化——一位基金会资助官员在能力建设领域的实践与反思冯元分享了探索如何赋能和支持伙伴，才能帮助他们突破发展瓶颈，支撑规模化发展的实践，助力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在过去的7年中，他和团队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小额学习经费支持、规模化学院、伙伴与供应商双向支持的付费模式等不同阶段。不变的是始终围绕规模化的方向，相信伙伴的选择和市场化匹配的力量；不断变化的是支持的方式和学习内容的选择空间。对于基金会项目资助官员而言，这是要根据伙伴不断“用脚投票”的行为，改变认知和思维的方式，以调整支持的策略和方法，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博弈场域”，也是“更匹配伙伴需要，更符合机构战略”的资助之道。
会上，行动研究专家杨静针对伙伴的行动研究给予了专业的点评和建议，她认为：规模化的实践过程，是经验产生与流动的场域，行动者要看见个体的经验过程，反思行动与“我”的关系，“遥控无人机”式的表述容易忽略对情境与关系的辨识；实务工作者做项目难，做行动研究更难，行动研究也需要有研究的取向，以区别于项目报告；行动者的书写过程，也面临着“伦理困局”，要艰难取舍“给谁看”和“看到什么”；需要注意对概念的使用，一些概念是未加批判审视的，忽略背后的文化差异和应用情境，也就容易限制对事情本来的关注；行动者辨识行动经验和书写行动研究报告是非常难得和不容易的，这是行动者为自己的经验争取“命名权”的努力。
最后，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总结道：“我觉得今天的收获很大，让我们从更加微观、细节的角度，看到伙伴到底是怎么行动的。为什么做行动研究？公益组织面临很多的挑战，生存也很艰难，大家平时很忙，人也在不断流动，如果行动的经验和知识不能沉淀下来，不能从个人转化到机构，后来的人就又会重新探索一遍，这是很大的浪费。支持伙伴做行动研究是有效应对的方法之一，当然也可以探索其它方案，多个解决方案并行来促进这个行业里知识的沉淀和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