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学生时代为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骨干，2006年合作创办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之后相继在密云创建自然教育基地、昌平创办打工社区学习中心，2009年在自然教育基地基础上创办燕山学堂，致力于自然教育、自然教育生活化、社会服务及青年成长支持的实践，也注重净化内心与简单生活的探索，2011年获选银杏伙伴。

作者：郭婷

从学生社团到公益机构

林炉生在闽南乡间长大，高考后进入北师大专科部读经济专业。他发现，很多同学的大学生活都在吃喝玩乐、郊游踏青中度过。炉生很难融进去，家庭经济也不允许，便将时间更多的投入学生活动中。有一回，哲学老师上课时介绍农民之子社团，那时候还是2002年，农民是有些污名化的称呼，炉生立马对这个冠以农民之称的社团产生了好奇与好感。进去之后，感觉更不一样，很多高校社团也有官僚化作风，而农民之子的成员生活方式很简朴，彼此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

从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到给学校工友做培训、文艺活动，炉生一发不可收拾，还在老乡中募捐图书，自己成立了个社团——思农学社，带着老乡们寒暑假回乡支教。很快，他在读书与社团活动之间走完大学三年。毕业时，炉生留在北师大做后勤行政工作。他本以为，有这么多做项目的基础，现在又有了后勤的“官方”身份，可以继续在校内做工友改善项目。但工作后，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后勤工作有自己一整套的框架限制。炉生那时候年轻，不懂变通和打“太极拳”，安稳的工作和内心的理想发生冲突，他辞职了。

这时候，农民之子社团毕业的老会员越来越多，不少人都想将社团理想移植到社会上继续做。很快凑了7个人、7万块钱作为启动经费，成立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炉生全职负责。

然而高校社团不同于专业NGO，炉生一腔热情投进来，忽略了可能的难度。从学生社团到一家专业MGO是两回事，社团是流动的，往往组织零散的、自愿的活动，而专业NGO是持续的、稳定的机构，要进行系统的实践工作，需要有专业能力的工作人员，而非志愿者。但农民之子机构刚成立时，延续社团时期的做事习惯，缺乏专业经验的培育和对项目的系统策划。

先是帮农民搞生计，开展乡村旅游。炉生还在北师大后勤工作时，曾经与社团同学们一起帮密云西湾子村的农民策划板栗义卖，从中一分不赚，还承担了收到假币的损失，他们的做法感动了农民，受邀去农民家里做客。大家到了村子，发现周围有野长城，农家菜也美味可口，就萌生出帮助农民搞农家乐旅游的想法，既能自负盈亏，还能帮农民致富。

农民之子组织志愿者发帖招募城里人到村里旅游，农民有了收入，也很高兴，还在村里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但问题很快出现，来的人花了钱，就对农户的卫生、食品安全、住宿舒适度都有要求，而那时候那个村子的农民意识还相对淳朴，卫生间、厨房条件都相当差。游客提了意见，炉生他们反馈给农民希望改进，这就要花钱，农民觉得，我还没挣到什么钱，就要先投入，不愿意。旅游计划夭折。

后来，有个台湾老师建议做亲子农园，承包一块地，让父母闲暇时带孩子种地，既有收入，又能做儿童教育。炉生就和伙伴租了几块地，起名为亲子教育田园，邀请一些有消费能力的人，比如北师大的老师，带孩子去种地。活动很有创意，最重要的是适合炉生他们的擅长——青少年教育活动，但也有问题，一是交通太远，西湾子村离城里有120公里；二是吃住条件也比较差，家长来了几次就不再来了。

几经折腾，炉生发现自己根本不擅长搞农村生计。那个阶段在寻找方向中饱受煎熬，员工也有意见，不明白机构工作为什么总是变来变去，再加上经费压力，工作中经常争吵，先后有几位员工在短暂工作后就离去。这件事对炉生的打击也很大，他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把目光向内，了解自己的性格和特质，而这个时候，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教授夏林清老师为炉生等一群青年人指引的“生命故事”方法，给了炉生很大的帮助。炉生认为这是他后来向内心探索的起点。

自然教育的萌生与成型

2006年底，一心教育服务中心给了农民之子一万四千块的资助，让他们做流动儿童教育。次年一月，农民之子组织了一期冬令营，开始使用自然教育理念。结束后，资助方非常满意，并追加后续资助。

农民之子的自然教育理念有两个起源，一是卢梭的《爱弥尔》自然主义教育，一是老庄的道法自然思想。炉生本人自幼在山中长大，更对自然有深入骨髓的热爱。但 2007年冬令营的时候，他们的自然教育还刚起步，主要还用知识模块的方式，如水文、天文、地质、农业等，让学生了解、接触自然。当时密云不老屯有个国家天文台，农民之子带着孩子们去看，见到巨大的射电望远镜什，小孩子惊呼：“哇，这么大一个锅！”但看过了，也就忘记了。而另一个活动，寻宝游戏，在树林里，藏一些东西让孩子们寻找，反而更受小孩子欢迎。看孩子们写的日记就会发现，他们印象最深的不是射电望远镜，而是游戏。这让炉生体认到，教育的关键不是给孩子多少知识，而是让他主动参与体验，他们的世界是经验的世界，而非概念的世界。

由此，农民之子开始注重设计更多游戏，也开始引进华德福教育、环境教育，以及其他机构的经验，在这样的摸索中，自然教育逐渐成型。

2007年的夏天，农民之子一口气办了三期自然教育夏令营，不仅继续获得一心支持，还有来自宣明会、乡村教育促进会的资助。作为一种另类教育实践，自然教育需要场地的配合，借来的场地，会限制活动深入开展。于是在当年夏天，炉生租下密云西湾子村废弃的乡村学校旧址，签了二十年协议，一年租金4000元，总共8万块。虽然场地租金超级划算，但基础设施很差。为了进一步省钱，也因为炉生认为，作为教育实践者，自己都不懂的东西，如何能教给孩子？接下来的几个月，农民之子的员工和志愿者，全部参与基地建设。从电焊工、油漆工到木工、瓦工，从建房到搬运苦力，从厨房到种地，炉生学会了做所有的工种，并明白教育是一种生活，由此提出一个理念，叫做自然教育回归日常生活。

基地建成后，参与者不仅仅是孩子们，很多成年人、大学生、NGO工作者、白领也开始参与，服务对象扩大，他们又去尝试更多元的课程设计。由于服务人群的多元化，农民之子在自然教育这个项目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经营项目的收入，由此可继续投入于基地建设及发展工作团队。

除自然教育外，机构也开始为社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服务。2008年，农民之子办公室从立水桥的一个小区搬到昌平东三旗附近半截塔村，从此扎根流动人口社区。这背后也基于一个理念：对服务人群应感同身受，真正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要。

回顾这两年，炉生认为机构走过了最艰难的初创阶段，流动儿童自然教育和社区教育得以齐头并进，工作方向逐渐清晰，工作团队也开始稳定。当时承担的项目越来越多，如面向打工子弟教师的《烛光通讯》、打工子弟师生文学联谊赛、乡村中医义诊等。炉生尤其感念的是，2008年自然教育项目开始得到香港社区伙伴（PCD）稳定持续的资助，他认为PCD是一家非常成熟的资助方，不仅提供资金，更提供机构成长支持，比如财务存在不足，就帮助培训财务人员，对自然教育理解不深，便提供更多参与培训机会以及其他外部资源。炉生再三强调请笔者为PCD记上一笔，因为这种特质如果被更多伙伴和资助方知道，对行业发展更有意义。

困惑时的退守与探索

一切走上正轨时，炉生遇到新问题。他发现自己不能很好地阐述什么是自然教育。当不了解的人问起什么是自然教育时，很难说清。很多人把自然教育完全等同于环境教育，由此造成很多沟通上的困难。有些没有深入机构的人，甚至困惑和指责农民之子究竟是教育类机构还是环境类机构，为什么农民之子的业务范围又有流动儿童教育，又有环境教育。

此外机构项目增多，也出现矛盾，比如申请到了项目，为此招人做事，但项目完成或者做不下去，人怎么安排，请人离开机构？不离开的话怎么解决？团队内部为此产生矛盾，在炉生那时的经验里，解决不了，加上他想追寻自然教育的真谛和本质，便决定往后退，将机构事务、社区项目以及《烛光通讯》转交同事管理，只专注于擅长的、让自己内心有力量的自然教育。

“退思”时期，炉生接触了甘地和一行禅师的思想。甘地对简朴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探索，启发了他，他开始尝试素食、光脚走路、体验自然，越发觉得自然教育是一种自身修养和内心净化的体验。而一行禅师对佛法的阐释，也让他认为自然教育是一种改变现有生活的方式，他因此开始深呼吸，进行内观。

这些内在的探索给炉生及机构带来极大助益：大家的心开始学会往内看，遇到矛盾或问题时不再像以前只是指责别人，而开始会反观自己。这种改变逐渐成为机构重要的特质，而机构中的每个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益。

这两年间，农民之子的机构事务由另一位发起人卫宏负责。从春到秋，炉生专注于自然教育。由秋入冬后，自然教育事务减少，他则外出游学，到福建的华南内观中心做义工。两个半年的时间，炉生学会清理机构繁杂事务及生活中诸多不如意时带来的负面情绪，并重新养成健康的作息习惯与生活方式。

在炉生看来，这两年是他对自然教育深入再思考的关键。现在炉生对自然教育已有一个简练而清晰的表达——“随顺自然规律的教育”，而在实践上，机构也形成一个完整的自然教育实践体系。自然教育不再只是传授知识、举办活动，它回到生活中，关注每个人内心的转变。当内心产生善意时，才会有对外传播的力量，让服务对象受益；负面情绪不懂排解，则首先伤害自己，其次传播给周围的人。

当2011年中，炉生重新投入整个机构的工作中时，他感觉由内至外，都充满了力量。

银杏伙伴助力机构转型

立业之外，随着年龄增长，成家的压力对炉生逐渐显现。2011年，作为工资最高的机构负责人，炉生月薪只有3500元。“像我这样一般的农村家庭，父母务农，兄弟姊妹做工，仅供一个孩子念完大学，就要花掉家里所有的积蓄”，炉生坦言，“尽管对于工作充满信心，也是内心最喜欢的职业，但我还是几次考虑过退为农民之子理事，自己去从事些能赚钱的工作”。

这时候，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征募新的伙伴，农民之子的同事们纷纷鼓励炉生参选，从初审到终审，他顺利获选2011年度银杏伙伴。也许有道德至上主义者会主张NGO从业者不谈钱，但炉生不讳言，这笔及时的资助让他整个心都沉淀了下来，也让一直为他担忧的家乡父母放了心。

当然，获选银杏伙伴带来的也不仅是钱。炉生这两年一直在探索什么是自然教育，银杏伙伴的专家来考察时，问他组织的规划是怎样的？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是什么？有什么机构人才培养计划？他才发现过去很少关注这些方面。获选后他有意识地学习，借助两届银杏伙伴组成的关系网络，赴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ICS）学习，参加非公募基金会论坛，赴恩派请教……很快学到许多可借鉴复制的机构发展模式。

从2011年底，农民之子开始考虑做战略规划，到2012年底已完成，目前还开始了一次颇具野心的战略调整，他们自称为“二次创业”。

自机构成立以来，农民之子始终是自然教育和流动儿童教育两条工作主线交叉并行，就像两个交叉在一起的圆，六年过去，两个圆都有极大的发展。流动儿童教育项目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诸如扎根社区的社区学校计划，面向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的《烛光通讯》月刊等；而自然教育项目从最初为流动儿童服务开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受众多元的普遍性教育理念和方法，特别是自2009年在自然教育基地基础上创办另类学校“燕山学堂”之后，他们在另类教育、另类学校的探索上，有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发展。

这次战略调整即是将农民之子分拆成两家机构，一家为农民之子，争取在北京实现民非注册，专注于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的服务；一家为燕山学堂，专注于自然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简单生活、生态家园等领域的实践，并以社会企业模式运作。两个机构之间一线执行团队分开，但依然由炉生和其他几位核心骨干所组成的管理团队负责。炉生的愿望是，未来几年内两家机构分别在各自领域发展成全国优秀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