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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亚丽
2014-09-11

德国社会组织观察

白亚丽(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出发之前,对这个欧洲引领者国家充满想象:向往和平者,常拿70年代就向犹太人下跪并此后多届政府公开承认在二战中的历史错误的德国同在二战中同样犯下法西斯罪行而今右翼思潮继续涌动的日本做比较;盛产了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及影响着全世界的思想家;有着悠久历史左翼传统的国家,较美式“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其社会市场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在最新一轮大规模世界经济危机中小胜一筹;以严谨和逻辑著称的德国精神,大概缘于其德国法全面承受了在经院哲学的思辨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马法;这个民族以高品质的“德国制造”享誉全球,有着国人向往的教育模式和诸多值得学习的优秀品质,比如爱读纸质书….……尽管本次考察并未涉及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相关领域,但在全球紧密连接即全球化了的当代,呈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背后也就同宗同源,所以这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打开视野去看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在面临社会问题时采取的各种社会行动。在看完下载的20多篇劳工和环保相关的文章和由德国电视二台(ZDF)拍摄的历史电视纪录片《德国人》,带上从朋友那儿顺来的《Prost! Berliner Strassen》,我比银杏大考察团提前2天启程落地德国,为的是提前熟悉要考察的社会环境。

 

一 德国社会组织发展背景及概况[1]

 

(一)  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在欧洲尤其是北欧及德国,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是社会保持相对公平的重要的前提,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政府通过高税收杠杆实现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德国人在住房、医疗、教育、基础设施、消防等方面有很好的保障。德国的失业保险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制度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如同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起源,原本源于12世纪矿业工人为应对风险而自发的一种互助行为,即矿工通过向行会缴纳会费,形成固定的互助基金,用于支付矿工及家属的医疗费用和丧葬费。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政府一方面打压工人运动促发的社会民主党,同时为了执政的稳定考虑,施予政府、企业和工人共同参与的“胡萝卜”社会保险政策。德国的学校90%是公立型的。类比中国靠房地产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以及背负高房价的中国人,德国人大多都可享有基本的住房。德国年轻人77%会选择租房子居住,58%的民众甚至会一辈子租房,购买房子也并不困难,这主要归因于完善的租房制度中对房客一方有一边倒的法律保护。

 

(二)  一百多年来的公民社会团体

 

1900年,德国社会已经形成良好的社会自治基础,据统计当时已经有25000个民间团体。经过一战的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时期,德国社会积累很好的志愿者基础、福利组织和其它第三部门被加速瓦解。二战后的德国社会重新恢复元气,1990年社会组织是5000个,之后社会组织经过迅速发展,到2011年,德国社会团体的数量为580,298家。德国二战后经历了70年才稳定下来,经历过纳粹的摧毁,第一个30年经济起步初期民众非常辛苦,主要任务时把基础福利和社会保障搞好,民众也并无私人积蓄。后三十年,人们开始变得富有,小孩生的比较少,民众开始捐款做慈善。(比较散)

 

(三)  德国的社会组织、民众和政府

 

宝马基金会的Hipp介绍德国NGO的角色不是监督政府而是作为一个桥梁去善意的告诉政府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而社会力量在尝试用不同角度解决问题的时候,先是从小区域试验,成功之后再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民众愿意自愿发扬传统的文化,政府也会鼓励民众,除了提供基本福利,政府给予民间组织和基金会有很多税收的优惠。

德国有很多小型协会,在社区有很强的活力和影响力,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德国有很多慈善机构经常有很多志愿者帮忙,而政府认为慈善组织是社会稳定很重要的力量。在德国7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小组织。

Hipp说思想上的改变比制度的改变需要更长时间,而如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德国人在幼儿教育阶段就加入慈善的观念,而德国的宗教和文化也非常强调关爱他人和社会互助。“富人应该变富,但不因该富者去死”是他们的普遍观念,而制度上政府会通过高的征税来实现对富人财富的再分享。

 

二 德国工会[2]

 

(一)  工会发展起源和历史

 

如果考察工人工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建立金字塔的时代。当时建金字塔的工人就存在罢工行为,有专业的人员来做组织工人的工作,会提出“你不付钱,我不工作的”条件。据罗马历史记载,德国工会的历史起源于1800年前后。在德国金矿业,如果矿主不付工资,矿工就会罢工,并开始有矿工争取权利的相关制度出现,例如矿工发生事故之后,矿工孩子上学的问题。当时的雇主主要是贵族阶级,开始和工人就这些问题有相关的协商。工会的组织形式是和工业化的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德国的工会组织是工人阶级伴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和资方斗争发展出来的。曾经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德国最古老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也起源于德国的工人运动。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德国工会确立其基本任务为:通过集体合同谈判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维护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工人共同参与企业决策等。经过研究,代表工人的行业工会每年都会和代表相关行业的雇主联合会协商谈判制定出当年的工资标准,以供该行业企业和工人制定工资的参照。

 

(二)  德国工会基本运作模式

 

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公民个人和集体有自由结社、结盟的权利,以便促进和保证个人和所有职工劳动条件和经济状况的改善。雇员有参加和不参加工会的权利,包括通过罢工实现工会劳资政策的目标和权利。

德国企业在工业化之后逐步确立了劳资共决制。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由三部分构成:股东大会、监事会及管理会。其中监事会相当于美国的董事会,有重大决策的制定权。德国1971年的《企业章程法》明确规定了企业内的有关制度,包括雇员的“参与决定权”,即500人以上的大中企业设监事会,讨论决定企业的重大事务。在监事会中,雇员与股东代表数相当,但主席由股东代表担任,主席可投第二票,保证股东方面的优势。在面临劳资冲突的时,劳资双方先自行协商博弈,制定出一个处理方案,再通过国家立法进行制度确认,只有劳资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国家才介入调解,干预矛盾。

因为有劳资共决制、行业工资标准的制定、工会与企业的先期谈判等缓冲措施,大大降低了工人罢工的机率,工人在面临冲突时,第一手段不是大规模罢工行为。工会章程对罢工有严格规定,即要求在至少75%以上的会员赞同的情况下方能罢工。经过谈判、调解,如果有25%的会员接受调解结果时,工会需停止罢工。双方尽可能避免罢工,也跟罢工对双方都产生经济损失有关,尽管罢工时工会要付给工人70%的补偿,雇主也可从雇主联合会拿到利润损失的70%作为补偿。但据Hilmar Hoehn介绍,德国上次发生大规模罢工是在1984年的一次50万人罢工,工会花费了10亿马克,雇主联合会花费了30亿马克。所以劳资双方尽可能谋求妥协,避免采用罢工的。

 

(三)  工会力量呈现:以“柏林矿业、化工和能源工业联合会(IG.BCE)”为例

该联合会是德国八大工业联盟之一,员工主要来自于:矿业、化工、天然气、橡胶、陶冶等能源相关产业,该行业有100多万名工人。截止2012年1月,IG.BCE已经有会员675000人,是人数第三多的工会,工会费用来源:工人税前工资的1%,该工会一年有1400万欧元。会费主要用于当工人罢工的时候,员工没有工资时工会会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工会代表工人协调劳资关系改善工人劳动待遇,争取薪资,与代表企业的雇主联盟协商共同参与立法。目前该行业工人情况是:工人收入2000-5000欧元/月,每年有30天带薪假期,有法定的社会保险。每周工作时间是37.5小时(汽车业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为35小时),加班有支付加班费。在德国,都会鼓励员工要有足够的业余时间来参与公共活动和社会服务。

二战后工人的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六,每周48小时。 当工厂工作效率提高,工会就提出是否可以提高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最初这个商议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往往使用的方式就是罢工。其中工会为它的成员提供了生活保障,比如退休金、失业金和健康保险以及不得非法解雇,并有权利在工厂里面表达诉求。工会同时为成员提供一系列的自由保障和参与社会的权利。工会和一个话剧团有合作,培养工人更丰富的艺术生活。工会认为工人的生活得到了丰富有利于提高工人生活的积极性和效率。德国虽然没有很多丰富的天然资源,但是有三项很重要因素:一是有先进的机器设备,二是员工专业技术能力强,三是通过工会的努力做出很大贡献。这个国家形成的文化就是不断创新和学习,这样才会更有灵活性而不是依赖政府。

在谈判劳资劳动合同时,员工按照地区划分形成地区的工会联合会,工会联合会给各地的员工提供建议。有三万多工人代表关注工人问题,雇主也会有1千多的代表。工人代表组成联盟和雇主代表展开沟通和协商。代表一般是从最底层发起,比如地区代表,州代表,联邦代表。代表透过民选举产生。最后双方透过谈判达成劳动合同。比如关于工人工资和工资时间的诉求。双方最后达成形成劳资合同并签字执行。

工会往往需要做很多研究行业的工作,需要一些专业人士介入,拿出可行性的提议。比如工人目前是37.5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他们发现周一到周五都是固定工作时间,而人在生活种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比如家庭成员生病啊,小孩入学啊等,所以他们开始来考虑是否可以有新的模式。比如家里的家庭成员生病了会减少工作时间,那么工人的工资是否可以保持不低于70%水平。另外,如果员工随着年龄增长而工作能力降低,雇主支付的工资是否可以不低于80%水平。工会希望可以提出这种可能性。

对于参加工会和不参加工会的区别,工会觉得会员可以享受到比如被雇主解雇的法律咨询、在假期旅行期间的发生意外的保险和失业和在政府提供基础上的工会额外补助的失业救济金,工会成员也可以获得银行贷款方面的一些担保。

工会的宗旨和法国大革命“追求自由、平等、团结”的宗旨很像,自由是指不要压迫,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平等是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团结就是要合作。每个工人不能只是坐在河边,等待敌人的尸体从水里飘过来,要主动争取,为每个人谋求福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旨里加入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工会也要对社会负责,要求每个企业在经济上得到发展的同时也要对环境负责任,要去考虑企业的生产是否对环境有影响。

 

(四)  德国工会所面临挑战的思考

 

德国工会的力量强大与德国的工人坚持不懈的斗争分不开,与德国的政党体制允许代表工人利益组织的存在相关,也与德国在经济发展中注重本国制造业的高度发展高度相关。近年来,相比第三产业的上升,德国第一、二产业的比重有大幅度下降趋势,这其中势必悄然影响着以传统工人为主要力量的德国工会的力量。相比德国,曾经强大的美国工会的力量削弱就是与美国的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相关。而因为有德国工会而著称的“德国模式”近年来不断受到“美式资本主义”的冲击,雇主更向往不受约束的“美式化”企业,一方面,其劳资共决制不断受到挑战,主要源于代表工人力量的企业委员会和工会的合作默契下降,另一方面,工会的主要谈判对手雇主委员会的数量日益减少,因为雇主大批脱离雇主委员会,使得工会和雇主达成协议能够约束的范围大幅度下降。

另外,当代的劳工运动和工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使得资本企业不断流向生产成本更低和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工人斗争会使得跨国性企业向劳动权益保障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相比德国,当下的中国因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保障体系及无代表中国两大弱势群体的组织---工人和农民组织的存在,致使中国的社会组织常常负担的并非德国社会组织呈现的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桥梁或弥补政府未做到的领域的责任,每个问题牵出来都是面而非点的问题。

 

三 服务移民群体的德国社会组织

 

在德国,最大的移民群体是土耳其人。第一批土耳其人进入德国是在二战后,西德政府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恢复本国经济,在60年代初,从土耳其招聘了7000名劳工参与德国的经济复兴。第一批土籍劳工算起,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已经有了第四代。土耳其人在德国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的城市清洁、交通运输、建筑行业等底层工作,但融入德国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如语言、宗教信仰、社会交往等。像移民群体在很多国家遭遇的问题一样,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会出现本土人民对外来族裔的排斥和仇恨的现象,德国历史上也曾有类似阶段。而作为欧盟候选国的土耳其人,同其他欧盟国成员国一样,可以在成员国间相对自由流动,如同可以“自由流动”的中国农民工群体。这里的自由是相对概念,因为背后有很多潜在壁垒,如语言、受教育程度、行业技术、不能完全享受到与德国人一样的社会福利等。

第二类移民群体是来自不同国家,受过高等教育,在德国寻求就业机会和移民机会的高端人才。德国同样面临着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社会的压力下本国劳动力人才的缺乏的挑战。

第三类移民群体是难民,指在本国受到宗教或政治迫害在邻国或者相对高人权保障的国家寻求避难的政治难民,以及一些战争引起的战争难民。难民认可在德国有严格的法律认证,这个标准不是德国自己来定,而是欧盟制定。难民没有办法决定自己在哪个国家获得庇护,而是由欧盟来决定。因此,一些社会组织服务的难民常常是已经经过资格认证被筛选过的难民群体。

此次德国之行,都有对涉及服务以上三类移民群体的机构都进行了考察。

 

(一)世界厨房:这样的社会企业,能否再往前一步?[3]

 

世界厨房(The World Kitchen)位于东德的一条街上。翻译告诉我们,如果在5到10年之前德国当地人都是不太敢来这里的区域,因为这里充斥着各种移民相关的暴力、毒品犯罪问题等等。现在变成了以年轻移民为主的区域,成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Heike女士是The World Kitchen的创办人之一,2008年创办,主要目的是为本区的土耳其女性提供一个就业机会,尤其是生活困难的女性失业者。合体之前的东柏林隶属东德,有很多区可以看到很多失业者、贫困者,经济发展不是很好。政府发起了一个项目叫社会城市,以改变这里的贫困的现状。现在的世界厨房所在的区虽已建设的不错,但是周围还是有些比较差的地方。

Heike女士本人也是另一所学校的创办人,有很多的社会服务机构创办的经验,曾经创办了一个学校,对土耳其,亚洲人等等开展教育,她和她的学生共同创办了这个机构。

创办之初首先考虑这些女性能做什么?这个小区有哪些资源,适合怎样的发展,如何建立比较大的联系网和资源网?并且需要咨询附近的居民,需要怎样的连结方式是他们所需要的……

他们选择了一个女性比较善于切入创业的点---烹饪自己国家的特色菜。并在没有任何资金的情况下,逐步开始了尝试。

柏林每年都会举办文化狂欢节,狂欢节期间几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团进行游行,在游行的路边会设有各种小吃摊,几乎涵盖了世界各地的美食。当然这样的场景这会吸引一些政要、官员和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的到访。在世界厨房工作的移民女生会做些特别的食物给他们品尝,她们做的美味逐渐得到了外部的关注和认可。经过1年半左右的准备,他们开始寻找落地实体经营的机会,正好遇到一个经营不利,即将倒闭的店面,此前此店面也是一家社会组织经营,因全部依赖志愿者管理而陷入经营困境。于是她们计划盘点下这个店面,并得到了社区里两个人的2万欧元的无息贷款,得以有机会开这个店。而如何寻找第一批能在这里工作的女性,他们是找到当地的就业指导办公室沟通,咨询是否可以推荐这些寻求就业的女性到他们这里来就业。Heike女士特别介绍政府的就业指导中心是比较负责任的机构,他们要给失业登记者一定的教育培训,并帮助寻求新的就业岗位。而世界厨房刚刚初创,需要很好的理由说服就业指导中心这里是可以给女工们比较稳定的工作保障。

世界厨房开始逐步运作起来了,因为餐厅的空间比较小,不能完全依赖不可估量的客流量,为了能够持续的运作下去,她们独特的经营之道是依托社区半熟人社会的资源开发了一些客户,即为该区域的学校提供午餐。这样每天可以非常稳定的提供1600份午餐,包含6个学校,5所幼儿园。他们也对社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而对于在食品方面的优势,世界厨房认为自己不能做到完全提供有机食品,但可以提供非常新鲜的食物。同时也会让员工获得专业厨师的执照,并可以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

最初,世界厨房的员工都是女生,后来因为有多体力重活,所以开始雇佣了男性,目前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为男性。世界厨房项目希望让在这里工作的女性最终管理自己的餐厅。Heike告诉我们,从这个月开始,他们机构已经成功的找到了机构的接班人,一位2008年进入机构工作的女性,他们现在已经提供了50个工作岗位,9成的收入靠自我运营,另外1成是靠给政府提供餐饮服务获得。

在管理方面,三位创始人,采用项目制来负责,每个项目再配备不同的团队,管理层会经常开会和商讨为了更好的提升服务品质以获得市场的更大认同。他们不像其他餐馆,以雇佣非法移民黑工压低工资来增加利润,他们给员工提供参照本行业的工资待遇和相应的福利,和企业纳同等的税,并未像伙伴期待的一样,德国的社会企业都能获得政府税收方面的优惠。

对于这样小小成功运作的社会企业,相比其他餐馆,他们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保障员工的权益,不克扣工资,并秉承服务移民群体尤其是女性移民群体的理念。虽然我们不能赋予更多,但还是小有期待。比如组织者可以在此基础上给员工更多参与餐馆企业的权利空间,如果是合作社的形式,员工有更多的使命和责任在其中,共同拥有餐馆而非雇佣关系,或许会给员工有更长远的目标,目标决定路径,在餐馆的管理文化上也会是不同的道路。

 

(二)Hamburg Welcome Center---一个在市政厅办公的社会组织[4]

 

相比其他近距离社区和服务对象生活工作环境的移民服务机构,Hamburg Welcome Center的办公场所是在汉堡市政厅。该机构2007年4月成立,服务能够定居下来的新移民,并采用预约的工作方式。在现场,我们看到有亚洲面孔和印度面孔在排队等候相关服务。

德国共16个邦,州或者大城市相对于联邦政府有一定的自治权,汉堡是德国最重要的海港和最大的外贸中心,也是德国三大州级市之一,也是自治市。最初是汉堡商会注意到人口老龄化现象,并思考怎样使得汉堡适应外来人口在这里居住工作。汉堡的移民群体有相当比例是土耳其人、波兰人、阿富汗人。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之间常常会引发冲突。30年前,德国人不喜欢移民,认为他们是宗教狂热者,2005年开始,土耳其人才开始有机会融入德国社会。柏林和汉堡都开始推动宗教之间的对话,也推动学生学习不同的宗教课程。2011年在汉堡的波兰人变多,波兰是欧盟国成员,人口可以在欧盟国成员之间自由流动,可以自由拥有工作权利,融入相对自然。而阿富汗靠近中国,离欧洲较远,因连年战争,在德国的人大多为战争难民,德国政府也通常不会遣送他们回去。现在也有越来越多来自非洲的难民。不过在汉堡,不管合法与否,所有孩子都可以上学。

成立之初,咨询工作占很大比例,比如雇主常常需要雇员的文凭认证,不知道同样的文凭各国学生学习的内容是否一样。他们会帮助国外的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也有帮助在本国工作的外国人的配偶找工作。移民(包括6岁以上的小孩)都要指纹,新的居民证像信用卡,印刷卡的工作是在柏林完成,指纹和信息输送到柏林,印刷完毕再把卡拿回来。对于要来咨询服务的移民,他们很敏感这样的语言,即从来不问这些移民“为什么来,打算在这里待多久”之类的话。服务有德语和英语2种语言。

德国人对土耳其人的态度多跟年龄有关,年长者觉得是客座劳工,只是帮忙,而不是丰富社会多样性。年轻人则比较开放,他们对土耳其文化好奇,比如割礼,对社会多样化抱有期待。比如小孩子在学校课程上会有宗教课程,参观清真寺和宗教活动。受教育程度高的德国人不会恐惧,不担心被抢工作,而近年来也有极右翼,把本国居民的生活下滑归结到移民群体身上。另外则是在乡村地区,因为没有和外来人在一起生活的经历,会带有偏见。柏林、汉堡、慕尼黑、法兰克福等一些大城市比较开放,近年来15%的新生儿是移民儿童。但即使获得居留证,其和真正的德国居民还有是区别,主要体现在投票权或者一些社会福利方面。

 

四 一个都不能少:城市救助(Berliner-Stadtmission)和Hamburger Tafel[5]

 

在与德国人或者德国社会组织接触的过程中,深感一种社会的精神和力量:即一个都不能少。德国有相对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但德国的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同样发达,深入在不同领域,寻找可以提供社会服务的需求点。一个国家的民众如何,政府便如何。德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宗教和普通民众,都有一种尽公民之责的使命或者精神。参访的组织不仅做着微小但可循环运转的项目,且动辄介绍这样的类似的机构全国有上百家,就如同Berliner-Stadtmission和Hamburger Tafel。

 

(一)  有着宗教背景和专业救助手段的Berliner Stadtmission

 

是一个聚焦在针对城市中的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和移民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机构,1877年成立的并有着宗教背景的机构。当成立之初,他们到每家敲门问人们有什么需要,访问之后他们觉得有太多问题,他们需要聚焦。他们秉承新教的理念要给落难的人提供不止一次的机会,并用圣经的语言作为机构的理念,但受助者则不分宗教信仰。

当柏林在东西德合体后统一重新成为首都,大量寻找工作的人涌入,使得城市居住变得拥挤,当时德国的社会福利并不像今天这么好,街头有很多妓女、小孩儿、流浪人。而作为德国很重要的宗教力量新教觉得不应该旁观。

机构现在在柏林有60个分支,750个人,志愿者有很多,他们认为自己最大的强项是能够仔细观察对面的人需要什么。我们去的分支坐落在可能会产生流浪人员的柏林主火车站旁。机构有2辆车,一辆用来在城市里开车寻找需要帮助的人,为他们提供食物,另外一辆车是提供护理和救助。他们认为落难的人会有2种:一种是临时性且可以短时间内走出困境的,另外一种是长期性的。他们有几个项目,1.帮助酗酒人员、犯人、吸毒人员改变,重新进入社会;2,冬天给一些流浪人员提供短时住宿。3.给青年学生提供短期居住;4.给一些认证后的难民(80%来自东欧)提供居住。

在第一个项目中,工作人员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吸毒人员,在这里得到帮助戒毒后并完成厨房课程,而之后他再次成瘾,并患了重症,机构重新接纳他,是修女陪伴他走完最后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当他父亲来看望他的时候,很受感动成为机构的志愿者帮助其他人。

在第二个项目中,冬天这里会非常忙,德国冬天非常寒冷(11月-3月),每到下午5点就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排队。这里也有很多志愿者来帮忙。机构工作人员会在入口处有一台电脑,输入流浪者的简单信息和照片。这里禁止携带烟酒、刀枪。来的人75%是东欧人员,很多不会说德语,尽管在德国享受不到社会保险,但他们仍然认为这里比自己国家待遇好,会找到工作。还有一些流浪人是因为成瘾或者精神上受过死亡的刺激,喜欢在街头流浪。救助大厅里有厨房,可以为流浪人员提供一顿晚餐和早餐,而他们还会有极低价格的咖啡、牛奶等出售,目的是让流浪人员自己觉得是购买所得而不是免费获得施舍,能够获得自尊。大厅里通风消防设施具备,且有一个十字架,上面可以贴一些小纸条,供流浪者写一些小纸条悼念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流浪人员男性居多,是因为在生活中女性往往可以通过向亲人和朋友诉说有一些释放。

原来我们以为这里会有暴力隐患,而工作人员说这里会有警察来预防暴力发生,但严重暴力不是很多。他们也会通过集体生活的方式来帮助流浪人员改变自己。柏林统计的流浪人员3500人左右,他们之间也会保持联系,如果在一个救助站没有获得帮助,他们知道哪里可以获得救助。机构在冬天也会征得政府的同意,在市中心某个地方放一个大的气球,流浪人员就知道那里可以居住。

工作人员带我们参观了第三个项目,即获得认证的难民在可以免费居住最多一年的居住区,目前这里有30多个家庭的80多个人,包括40多个小孩子。大部分从东欧过来寻找工作,很多人也不希望长期住在这里,更希望早点找到工作可以挣钱养家。这里也有一小块菜园,市民和这里的难民一起耕作,加强他们之间的融合。

当我们告别Berliner Stadtmission在Spree河旁的一个露天Bar里 总结一天的学习心得时,陪同我们的宝马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带我们介绍的女孩儿现在看起来虽然很轻松的在介绍她的工作,但冬天时候机构的工作场景完全不是这样,每天都会有上百人排队在门口,工作人员压力非常大,而且面对的都是特殊群体。

 

(二)  依靠志愿者力量运作的Hamburger Tafel

 

成立于1994年,20年的历史。最初是由Dose女士发起,今年86岁。当初发起的原因是缘于她的丈夫去世,她想要通过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走出伤痛,当在柏林电视上看到有美国搜集食物分发给需要的人的报道,她开始开自己的车做这个事情。通过媒体报道,慢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机构没有政府支持,完全来自社会和个人捐款。比如食品展览会结束,他们会去联系相关机构搜集剩下的食物。Tafel 整个基地200平米,3个全职工作人员,100多个志愿者,有9辆奔驰车。跟19个机构例如教会、救助站合作。汉堡总人数170万人,每周救济人数1万5千人,一年投入1万6千个小时。参与志愿者人为教师、律师、退休人员、学生、还有一些曾经受到救助的无家可归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现在找到工作的人。领取的人员主要是一些领取政府最低失业救济金的人、流浪人群、低收入人群。

接待的2位中的其中有一位老年人是在这里工作了14年,他当年作为记者来报道这个机构,最后报道没做,但留下来在这个机构工作。工作是比较辛苦,他们常常比较累,有时不太想做,但他有时在家里休息,老婆就会问:“今天怎么没去工作?”

他们出去送食物的人有3个人,司机、副驾驶和1个学生,在德国学校规定学生每周必须做志愿者。目前他们有烹饪课程,主要是给新手妈妈和低收入妈妈,他们常因为没钱或者没有经验就买速成食物,每周会象征性的收取一点费用,一期5天,每天晚上交5欧元,这个课程比较受欢迎,从最初的2个班目前已经开到17个班。

除了机构的车去搜集,捐赠人也可以开车送来,周边汉肯斯和不莱梅也来支援,他们一般不会拒绝送来的食物。当我们问到怎么控制食物风险,他们说在德国,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被解决了,所以他们很放心送来的食物,对要送食物的供应商没有严格控制,通常他们也会找形象比较好的企业。他们电脑系统里有食物的信息,包括品种,何时过期等,会比较及时处理近期食物,但一般食物上的日期其实是最佳使用日期,不是过期了不能食用,他们自己也经常使用过期的食物。他们机构有一个简单的宗旨:自己不吃的食物,不能给别人吃。

8年前,他们的食物很多,送的车都是装的满满的,甚至副驾驶的腿上都会是食物,但现在有一个趋势,超市或者厂家通常会搞促销活动,打折销售即将过期的食物,这样使得他们的食物来源降低。尤其是生鲜肉类通常会拿不到,所以他们会重点跟一些屠宰场维护关系,希望能拿到生鲜肉。现在也会寻找食物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比如星期一就开到了波罗地亚。

关于成本,机构每个月开销2万8千欧元,其中冷藏设备要9千欧元。以前他们也会搜集旧衣物,现在如果有睡袋之类的新衣物,他们也可接受,送给街头的流浪人员,因为一般会有尊严或者精神有问题的人员不愿意待在救助站。

Tafel 接待我们的是2位全职工作人员,也是退休人员,非常的热心。所在基地的仓库井然有序,空间距离拉开,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食物上贴的各种信息。给我们最大的感触是这样一个需要靠大量劳动力完成的项目,仅有2名专职志愿者,其余大量是社会志愿者尤其是退休人员。想到在中国的退休群体目前都致力于各种养生、锻炼身体,而没有一些社会组织开发相关项目利用这个群体的资源,真是一种遗憾。而当问到食品安全的问题时,中国的国情是在于社会组织要做的工作有时会面临一些缺乏法律保障的安全风险,如果这样的项目在中国,因食品行业生产过程的缺乏安全监管,一旦遇到吃出人命事件,社会组织必然难脱干系。而Tafel的工作是在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被政府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则不再需要考虑其中承担的食品安全的风险责任。

 

五 小的是美好的:绿色联盟(Green League)和公主花园(Princesses Garden)[6]

很惊讶在德国找到了未曾谋面的兄弟—绿色联盟,与我们在中国推动的绿色联盟(Ground Green Union)致力于推动农民合作社的产品和城市消费者对接的公平贸易不同,德国绿色联盟是一个泛环保公益联盟。各机构享有共同名称,但致力于不同的环保项目。

绿色联盟已经存在24年了,联盟是由东德的一些组织联合发起成立的,包括环保组织、和平组织等。绿色联盟是一个很强的关系网络,目前会和其他组织联合,包括组织研讨会等。

绿色联盟的经济来源方式和一些普通环保组织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们的经费来源主要不是会费,而是政府项目购买,包括德国环保部的购买服务等。他们会有固定的会员,因为德国的青年人是需要参加公益组织服务的,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青年人来帮忙,在此过程中让年轻人得到锻炼。

目前绿色联盟柏林分会共有8名工作人员,其他的绿色联盟分会都在过去的东德地区,每个分会在章程和财务上都是独立的。

柏林绿色联盟目前正在开展的几个项目有:

1. 学校环境教育项目,名称叫“校园森林”,项目期2年,教育学生在学校里认知自然,介绍校园里有哪些动植物,包括如何去保护他们。这个项目得到了德国环境保护部的支持。

2. “柏林环保狂欢节”项目,每年都会组织环保狂欢节,在柏林最长的一条街道举行。有大概10万名公众参加,他们是和一个自行车组织(IDFC)一起合作举办。在这个狂欢节上卖的东西都是公平贸易产品和有机食品,整个活动中没有任何塑料制品。德国的夏天有很多狂欢节,垃圾和塑料制品众多。这个现象在我们看到在柏林勃兰登堡门集体看世界杯的狂欢节和纪念嬉皮士运动50周年暨反战和平集会上得到印证,在尽兴的时候会产生大量塑料纸杯等垃圾,尽管德国人日常生活中已经有很好的环保习惯。他们的环保狂欢节是教育公众和小商贩要注重环保和减少垃圾。在今年的狂欢节上,他们会组织讨论两个议题:1.在2020年,德国不使用火力发电后如何大力发展新能源,例如风能;2. 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主要是针对美国和德国的自由市场的问题。

3. “公平贸易和有机食品”项目,这个项目是让公众知晓什么是公平贸易,什么是有机食品,比如有机食品并不是价格最高的。在每周四,他们会在社区组织摆摊举办有机市场。

4.“庭院绿化”项目,庭院绿化不仅把庭院绿化,也是希望让整个城市更绿,他们的创意是举办比赛,看谁可以把庭院做的更绿。他们在旧牛奶盒子上面搞上宣传口号,“我们需要一个花园”,然后将其挂在红绿灯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这些绿植带回家养起来,公众也因此很好的得到了教育。

相比贪大求全的方式,绿色联盟的项目风格和影响公众的方式非常有创意。当我们带上一盒种植在牛奶盒里的小花儿走出机构,将其挂在十字楼口的红绿灯下,感受到了这个小行动为城市带来的正能量。而绿色联盟的工作人员也充满激情,她坚定地说孟山都是他们的敌人,也会密切关注一些国际贸易条例的利益相关者对德国政府的游说以及对德国食物主权的影响。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也不得不羡慕德国及欧盟的谨慎态度,德国完全没有转基因食品。

相比其他拜访机构的特意安排,公主花园是我们在柏林城市的邂逅。虽然只是一顿午餐,但占地2亩左右整体完全利用废弃物品建成的用餐环境吸引了我们。废弃车厢、轮胎、管道等在这里摆设成为装置艺术;自制堆肥肥料,餐馆所用的调料基本可以来自花园自产;二手物品、旧书摊,以及所有植物生长的容器全是废弃塑料筐、桶和编织袋。匆匆一见,甚是舒服,我们的新青年绿色公社的可持续生活或许可以再多一些这样的细节。

 

六 以标准化可复制为核心的社会创新:Wellcome[7]

 

我们在Humburg Impact Hub一起听了Welcome创始人Rose Volz-Schmidt关于成功的社会创新的分享。Rose同时也是Ashoka伙伴。

社会创新源于社会变化

德国在二战后逐渐稳定,政府通过纳税通过指定的社会福利机构完成社会福利。近些年社会企业产生了变化,第一是公民参与社会企业的愿望越来越强,曾经政府和教会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第二是因为社会企业家观察政府做的和社会需求有一些空缺,所以他们想成为这样的角色来弥补这样的空缺。像ROCK your life和时空桥梁都是这样的。组织主要协助家庭照顾2-3个月的新生儿,产生这样的需求是因为德国现在逐渐减少四世同堂的现象,祖父母不再承担照看孩子的角色。对外界人士来说,德国是稳定的,但近年德国也有一些问题。Rose来自德国黑森林,她家有6个小孩,而现在每个家庭平均1.3个小孩。爸爸退休后翻译了教堂很多关于家庭的书,这个角色传统上一直是由教堂承担。在翻译的过程中她爸爸发现300多年来他们的家族只是在方圆50公里活动,先祖都是工人和农民,她爸爸是例外,是在银行上班。教育改革使得普通家庭都能参加高考,她所有的兄妹都考上大学,不再是工人和农民。所有的兄妹也因此不再在原来的地方生活,并通过上大学认识新的伴侣。Rose的兄妹都和外国国籍的人士结合了。对她来说,大女儿现在在伦敦上学,她在想孩子将来不知道在哪里生活。

如果大家要了解社团对社会做的贡献,近30年社会的变化(其实很多德国人都不知道这个变化)。看整体社会,政府是很重要的,其次是慈善机构,第三是家庭,很多家庭现在变小变弱,这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以Roce life和世代桥梁为例,祖父母现在住在疗养院,住在不同的城市。也因此这些社会企业才出现。

 社会需求引发社会服务

当初Rose生孩子就在汉堡,距离自己的家乡700公里,生完后跟妈妈通电话,这么多事情原来需要帮助,她妈妈说可以问下周边邻居能否提供帮助。她跟先生是双薪家庭,早晚上班,邻居都不认识,这些状况是各自父母不能理解的。她找到产后处理的机构,机构也只是重在说教新手妈妈,都是理论课,也认为帮忙都应该是祖父母和邻居的。

这是她为什么创办wellcome,机构的LOGO上是一个小孩,是天使抱小孩儿。德国有句谚语: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LOGO呢?这是机构很重要的代表,看到商标就知道机构在做什么。很多机构来找她,她先看的是LOGO,第一眼就应该能看出机构在做什么。

Wellcome全国有250分支,汉堡18个。每个机构有15个wellcome天使,全国有四千多个。他们要跟一些在地的社会机构合作,因为他们知道哪家有新生儿,比如幼儿园,wellcome也能同时很好辅助这些机构的工作,wellcome 也不需要寻找办公室,只需利用在地机构的办公资源。在选机构前,先评估这些机构是否有能力,因为志愿者都是通过这些机构招募。通过评估,先看宗旨是否一样,同时看人力资源,最后签订契约合作关系。新的机构成立时,可以举办庆祝,他们会邀请社区的家庭,一方面主要传播理念,同时也可以借此了解家庭的需求,建立一个网络和关系网,哪里可以找到跟需求相符合的机构。每个机构都分配一些资源,他们这些网络像一个蜘蛛。总部会非常了解每个被服务的机构,被照顾的家庭状况。知道WELLCOME的新妈妈不是生完孩子知道的,而是在前期很长时间。Wellcome 希望服务的天使3年左右退出这个家庭,不是希望这些天使成为他们的一员。

成功的要素:组织清晰的CI、严格的标准和程序

他们会帮助机构协调人告诉他们怎样做的更好,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CI(cooperate identity),组织扩大时,CI非常重要。如果被服务的家庭换了地方,比如到了科隆,可以通过CI很快找到所需要的服务。分支怎么发展,都是从总部这里得到规范。Welllcome 2002年是2个分支,2013年发展到250个。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机构自身不需要做太多广告,从媒体上都能看到相关信息,他们有培训手册,一些加盟和企业可以从中学习。每年分支向总部交500欧元,这大概占到机构40%的预算,其他60%来自企业和基金会捐款。机构也会和一些企业合作,比如生产疫苗的企业,会给企业带来很好的宣传。

关于资金来源:每个分支预算1万欧元,来自政府补助,企业筹款,分支自筹经费,总部不提供经费上的支持。关于社会加盟费,500欧元不是越高越好,了解市场费用高度,比如环保类可能比较高,参照本行业的费用来收取加盟费。家庭不一定付费,有一些收入比较好一点的,也可以付一些,比如5欧元/小时,贫困家庭可以免费。志愿者是免费的,没有补贴,但也有一些交通之类的补贴。有一些有钱的家庭刚到一个新的城市,需要的不一定是服务,可能是资源。

关于服务:提供的服务跟一般的服务的优势是减少手续和时间,比如在德国如果向一些机构申请,会有复杂的手续和服务时间限制。帮忙的天使志愿者,不是必须告诉天使做什么,而是需要志愿者和家庭来商量,比如可能是喂奶,可能是送大孩子上幼儿园。对于志愿者天使,如果妈妈是让其帮忙来擦窗户的,分支就会跟家庭协商,告诉妈妈天使志愿者不是来干这项工作的。

谁是天使志愿者:平均50岁,95%是女性。职业上有来自教师、退休护士,最重要的是这些天使可靠不可靠,比如品质。

 

七 德国印象

 

  相比巴黎,当然还有国内,柏林似乎少了很多大都市浓厚的商业消费气息。德国人的商店原本多是沿街的独立商铺,近年来才开始有集中商家于一体的大商场,或许是迎合来此旅游的外国人?翻译玉华告诉我们,她中国的朋友便很喜欢这样的商场。不管是柏林、汉堡还是巴黎,与国内的商场运营完全相反,周一到周五,很难像国内大商场开门到9到10点,八点之前关门,而且必须在周日关门休息一天。而国内,节假日是消费盛期,商家断不会错过。这一方面跟德国有好的福利保障体系相关,也跟他们有很高的自我劳动权益保障意识相关,德国人不会拼命去加班工作,超时工作;同时,也跟德国人的生活态度和消费习惯相关,相比较,德国人的从众消费心理并没那么强,很多德国人喜欢二手物品,柏林就会有多处二手物交易市场。

柏林地铁已有百年历史,没有北上广等新兴地铁线路的光鲜,站台地面是多年的水泥地板,运营的地铁充满历史的厚重感。地铁不设置关卡,只有一台验票机,是否买票完全凭靠个人自觉,这和这个国家的基本精神相符。但地铁和公交车上都会有便衣工作人员随时查票,一旦查出逃票行为,便受到重罚。

城市里没有大片摩天大楼,大多是历经多年的古老建筑,即使是近年来盖起的建筑,风格色调并无与老式建筑风格迥异。城市里到处充斥涂鸦,从柏林墙到一般市民生活的街道,随处可见涂鸦,大多涂鸦似乎有主题,似乎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这也成为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我们所去的时间是德国夏季文化节的开始,各种大型公共活动和集会。以世界杯为由头的各种庆祝,如果不能去到勃兰登堡广场上参加万人集体观看球赛,德国人也都会坐在有大屏幕电视的露天酒吧,点上几杯啤酒,边品味边观看世界杯。而汉堡一个周末就可连有自行车环城活动、纪念嬉皮士运动50周年暨反战和平集会、马拉松等三项活动举办。

我最喜欢的镜头,还是那些广场和地铁上飞来的鸽子,从不畏惧行人,拍照,只管信步觅食,似乎这公共场合也有他们的一份。动物是有灵性的,人若不伤害其,其必不惧怕人,自然和平相处,多好!

 

 

 



[1] 本节材料主要来源于宝马基金会关于“德国慈善的发展和德国在社会融合方面面临的挑战”的介绍

[2] 本节材料主要来源柏林矿业、化工和能源工业联合会理事Hilmar Hoehn关于“德国工会的角色和影响”的介绍

[3] 本节材料来自The World Kitchen的创始人Heike Birkholzer 的分享

[4] 本节材料来源于Hamburg Welcome Center-的主管Birte Steller的分享

[5] 本节材料分别来源于Berliner Stadtmission Carolin ReifenbergHamburger TafelBirger Warncke的分享

[6] 本节材料来源Green League的对外关系负责人Anke Ortmann的分享

[7] 本节材料来源自Wellcome的创始人Rose关于成功的社会创新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