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利己和利他的一面，没有纯粹利他的人，也没有纯粹利己的人。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社会环境，让他尽可能把利他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个社区就会很有人情味。

要协助社区恢复互助和邻里关系，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邻里？

我们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一些比较特殊的邻里，比如高龄的独居老人、重度的残障人士。他们可能没办法下楼，经常一个月看不到他们出来，就算下楼也是战战兢兢的；而且很多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所以他们生活得非常不方便。

针对这样的问题，义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观众的剧场”。

它的主力军就是广场舞大妈。我们把她们集合起来，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分队，一个社工可能带领1到10个小分队，让这些志愿者到高龄邻里和重残家庭里去唱歌、跳舞、表演节目——并不是去给他做家务。

刚开始的时候，社工要做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干预，协助他们之间构建起关系。等到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构建成熟以后，社工就撤出。这样的关系就会持续不断地累积起来。“一个观众的剧场”从2012年开始做，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志愿者。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邻里？可能我们会想到经济困难的家庭。这样的家庭面对的不光是物质上的“贫”，贫还好解决，因为有很多政策来解决物质上“贫”的问题。最关键就是精神上的“困”：他们没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生计。但如果有邻里经常跟他们交流，其实会有改变。

举个例子，有一个五十多岁的重度癫痫患者，我们第一次去他家时，他的邻居直接跟我们说，这种人完全不值得帮助，因为他经常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比如把别人晾的衣服扔到地上，邻居很讨厌他。

但是在我们组织邻居和社区的志愿者帮助了他两年之后，有一天早晨，他忽然开始扫公共的院子，一直扫。他说：“我感觉无以为报。”因为他的举动，他的邻居也开始对他友善起来。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改变？因为我们的社工帮助他达成了一个善意的释放。社工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假如他癫痫发作，社工不可能每次都跑去救治他，但现在他的邻居会协助他。这是特别珍贵的一种关系。

义仓项目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志愿者名叫陈强。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这位老人每次到义仓的家庭看望后都会写日记。他有好多本记录，而且每一本每一个地方都没有涂改，只要有涂改他都会重新抄一遍。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认为做这些事是对自己的一个升华。

他帮助的一个老人在去世的时候，儿女没来得及赶回来，是他陪伴在身边。老人有一个遗愿，想吃红糖锅盔，这是成都的一种小吃，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做。陈强老人骑着自行车满世界去找，最后把红糖锅盔送到他的病床前。他没有吃到，他已经吃不下去了，但是这份情谊是非常珍贵的。

现在，很多父母和子女可能并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即便在一个城市，也不一定住在一起。如果有这样的人关注我们的父母，有这样的人关注这些困难的家庭，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美好起来。

当然我们更多的邻里就是普通人，跟你我一样，不特别富有，也不特别贫穷，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绝大部分是这样的邻里。

“芳邻驿站”就是这种普适性的项目，它在小区里开展协助居民社区的建设。比如一个人想减肥，但坚持不下来，我们组织想减肥的邻里做运动、做夜跑团；组织亲子共读家长会，各位妈妈来教孩子们读书；组织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病友会，等等。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需求，邻里之间是有这种需求的。我们之所以会购买外面的服务，或者到很远的地方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邻居间没有办法满足这些需求。但有些“附近”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代替的，夜跑团、小孩的教育，就近是最好的。

义仓项目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子项目叫“一勺米”。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拿着一个布袋，很有礼貌地敲开邻居的家门，要一勺米，然后汇集起来，在社区里面煮成百家饭。成都有这样的文化，孩子吃百家饭特别好养活，所以每次吃百家饭都非常热闹。其实谁也不缺这一碗饭，米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一个机会去认识身边的邻居。我们也开始探索用实证的方式来证明义仓项目的有效性。

“义仓”其实是一个通用名，不是爱有戏的创造，它起源于隋唐，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一种传统的慈善文化。古代县以下的治理很大一部分依托宗祠，宗祠治理的资源来源就是义仓。义仓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从远古而来，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现代义仓其实有很多新的特点：首先是强调人的精神；它是有文化传承的，以及它是有价值观的——平等、尊重、分享；以社区为本；用社区内部的资源解决社区内部的问题；有可持续操作的模式。义仓虽然起源于古代，但它绝不是简单复制传统，它是一个着眼新文化、采取新行动、建构新传统的过程。

义仓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义仓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基于爱而交往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