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重庆遇到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好公益平台（“好”）：反毒大篷车是深圳彩虹社工创建的针对青少年的禁毒教育产品，这辆车是怎么从深圳“驶”向重庆的？

李小亮（“小亮”）：反毒大篷车是2015年9月25日在深圳正式启动的，我们做这个产品是为了优化传统青少年禁毒教育效果，提升青少年群体的抗毒能力，减少青少年涉毒。2017-2018年，反毒大篷车共在深圳开展活动50余场，在其他城市开展了30多场。

说到“规模化”，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只觉得发现了一个存在的社会问题，同时还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问题的逻辑框架，以及相应的服务形式和内容。所以那时就想着这个服务项目已经具备了快速复制的可能性（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相应的服务和产品）。

范南兰（“范范”）：2017年10月，好公益平台在重庆举行优质公益产品路演活动。在活动现场，我听到深圳彩虹社工的李小亮总干事介绍“反毒大篷车”，当时就眼前一亮。重庆益友公益从2014年成立后一直在做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方面的服务，在服务过程中将游戏体验互动视为重要的方法，但是一直觉得无法从模式上更好的突破。比如我们在前期的服务中发现，虽然相关部门很重视反毒教育，但是囿于形式非常传统单一，很多青少年并没有真正树立禁毒防毒的意识，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和公租房社区等人员结构相对复杂的地区，真正有效的反毒教育是非常缺失的。

听完介绍，我了解到“反毒大篷车”是一个移动型的体验基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有效且必要的产品，就下定决心要把它引入重庆。

“反毒大篷车”活动现场

好：在产品落地重庆的过程中，主要遇到了哪些困难，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范范：在最初达成合作意向的时候，我们考虑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资金，毕竟“反毒大篷车”相对于其他产品来说，前期的物资制作成本相对较高，所以先要考虑如何在本土落实资金。在这方面，深圳彩虹社工给了我们很多支持，为我们提供了产品的详细资料，支持我们在重庆当地寻找合适的资方。深圳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和重庆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深圳彩虹社工的支持下，我们首先申请了重庆市儿童救助基金会的创投项目，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样前期的支持资金算是落实了。

和以前的禁毒教育相比，反毒大篷车将禁毒知识变成了一个可视化，可移动的大篷车形式，让禁毒宣传基地走进社区和学校，从发传单式的单向宣传变成引导孩子主动探索，趣味性和互动性强。这种鲜明的特色赢得了重庆市团市委和市禁毒办的大力支持，推动区县团委和禁毒办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多个区县进行了推广。

二是执行模式。我们从深圳彩虹社工那里了解到，大篷车是一个近50平米的装置，每次开展服务，现场至少需要10人的执行人员。因为彩虹社工本身规模比较大，社工也比较多，所以每次活动都是采取召集项目点的禁毒社工来进行现场支持，但我们机构全职员工仅有6名，并且6个员工是分管不同项目的，现场支持团队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难题。我们采取了和重庆市各个区县的专业社会组织如禁毒志愿者协会，以及高校的禁毒志愿者队伍进行合作的方式，运用“社工+志愿者”的模式，将专业讲解的工作交给社工去做，而助教、签到等工作就交给当地志愿者来完成。这样既解决了项目服务人员的问题，同时又培育了各区县的志愿者队伍，扩大了服务效果和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深圳实地考察学习产品模式，深圳彩虹社工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并与我们保持紧密的沟通。

从鹏城到山城“反毒大篷车”如何避免“水土不服”？

好：深圳的社会环境与重庆有很大不同。在产品落地重庆的过程中，你们根据重庆本地的情况做了哪些调整，从而让产品更适合本地需求？

范范：一是如前面所说，保障每次服务活动的执行团队和服务质量是我们主要调整的内容。落地重庆之后，我们活动开展的频率比较高。为了确保这个过程中的服务质量，我们对整个执行环境进行了标准化建设，比如人员定岗，标准引导词，引导重点，物资定位等等均做出了规定，通过这样的标准化建设来保证服务现场的效果。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反毒大篷车促进重庆本地禁毒力量的发展，所以会提前通过团委、禁毒办与社会组织伙伴取得联络，确定本土的服务队伍，并开展培训。

第二是对于产品本身内容的调整。反毒大篷车通过仿大巴车，共设置了三个不同的区域，分别是毒品基础知识、毒品危害区和拒毒大考验，设置毒品毒具展示、视频播放、心理学晕眩图片等观摩内容，辅以灯光、视效、声音等多样化的感官效应，通过互动体验和自我探索，促进青少年主动探知毒品的真相。

在“毒品危害区”，之前大篷车在深圳时里面主要布置的是恐怖元素，以达到体验效果。因为我们在重庆的服务主要是青少年，经过和学校、家长的沟通，大部分人建议将恐怖元素弱化，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主要设计了视频和灯光效果，通过视频观摩达到服务效果。

第三是结合我们前期开展青少年服务的经验，通过一些有个性的激励性的小礼品让青少年的体验更深刻，并且让他们更愿意参与进来。我们经过多次尝试，最终选择采用“闯关卡答题”，也就是在每个环节的体验过程中，孩子们需要回答社工和志愿者提出的问题，通过后盖章。凭通关徽章在现场可以DIY一个带有自己签名的“禁毒小先锋”徽章。这个激励机制的实践效果是非常好的。

孩子们在活动开始前认真签到

好：孩子们的反馈是怎么样的？

范范：我记得有一个12岁的男孩叫小涛。之所以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一个上午到大篷车来了4次。

后来小涛告诉我，三年级以前他和爷爷奶奶一直生活在农村老家，直到三年级全家才搬进城里。以前他从来没想过毒品会出现在自己身边，觉得毒品应该是在金三角，云南边界，或者是古惑仔电影中，离自己还远着呢。

直到参加“反毒大篷车”体验环节，他才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原来毒品已经变幻万千，可以伪装为小零食，有的甚至和常见的植物类似。毒品的种类已经不是传统的海洛因和鸦片了。吸食毒品也不是印象中阴暗的角落，身边的任何场景都可能出现毒品，尤其是KTV和酒吧。就连诱惑吸毒的方式都多变，可能是别人递给你的一包糖或一瓶牛奶。

小涛说，当他听到讲解员讲解近年来出现的新型毒品“神仙水”时吓了一跳，因为如果不是学了这个知识，别人给他这个东西他是不会有任何警惕的。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小涛说他了解到了现在市面上常见毒品的种类，也了解了毒品诱惑的常见套路以及毒品拒绝的技巧。他说他十分感谢我们的活动，让他认识到毒品可能就在他身边，让他心生提防之心。他以后会慎重交友，不会因为急于想要交朋友就来者不拒，也会少去KTV、酒吧等场所，拒绝陌生人给的东西。

哪些条件可以帮助产品更好地实现规模化发展？

好：从重庆益友公益的经验看，反毒大篷车项目在重庆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落地和推广，主要原因和经验有哪些？作为产品的创建方，深圳彩虹社工又如何看待重庆伙伴所作的本土化调整？

范范：我觉得原因主要在几个方面：

一是“反毒大篷车”本身就是极具亮点的产品，从引进到本土化，我们力求让相关伙伴看到大篷车的亮点以及效果，也因此得到了各方的支持；

二是在落地过程中，在保证服务效果的前提下，进行了很多本土化设计，包括争取重庆市禁毒办、团市委等部门的政策支持和专业协助，从设计到执行，再到扩大服务覆盖面等等。因为各地区的政策环境，服务环境，服务对象等等都不一样，完全照搬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本土优化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好公益平台给予我们充分的支持，让我们与深圳彩虹社工对接，积极推动促成我们合作的达成。

最主要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要把服务效果放在首位，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做出针对性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在城区学校开展活动的时候，孩子们给予了非常多的反馈和信息，这就要求我们的服务人员能够正确应对孩子们的疑问和问题，同时提升自己的控场和服务能力。而在郊区等偏远一些的学校，那里的孩子相对比较内向而沉默，这就需要我们在服务中主动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和探索的兴趣。服务成效是让产品走得更远，更持久的最大核心。

小亮：我们尊重并鼓励合作伙伴对产品进行调整和优化。反毒大篷车本身就是移动的教育基地，基地内部的设施设备可以变换和更新，根据各地合作方及政府的资源整合情况，可以有增加或优化。重庆伙伴整合了很多资源，调动了多方的参与，实施效果超过我们的预期。

我觉得一个公益产品能否获得很好的规模化推广，最重要的因素是合作方的资源整合能力，即在当地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与政府的密切合作。

一个孩子在认真观摩毒品仿真模型

好：重庆益友公益不仅在开展反毒大篷车这一个产品，也在做其他方面的产品和服务。引入反毒大篷车对机构整体发展有什么影响？

范范：反毒大篷车的落地，让我们与市、区禁毒办形成了深度的链接与合作，也得到了团委、妇联、本土基金会的支持。在服务实施过程中，项目的成效与影响获得了相关方的高度评价。所以首先是一个资源聚合的作用。

其次，反毒大篷车项目的密集开展，不仅联动了相关政府部门，还撬动了企业、高校等多方志愿力量，获得了人民网、华龙网，以及各区级电视台的报道，提升了机构的影响力。

好：对好公益平台有什么期待，希望我们在哪些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小亮：好公益平台给予像反毒大篷车这样的产品提供了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让产品创建机构和当地的执行机构都能从中受益。今后，希望平台可以增加现有品牌服务的整合与创新，用类似捆绑销售的形式，将相似的产品打包传播，降低服务传送成本，强强联合，增加社会影响力。

范范：我们希望好公益平台可以针对人力资源建设提供一些支持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