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23-10-18  社会与公益  “有爱不留守”——互助养老让乡村留守老人有所依、有所为

活动现场圆桌对话

       10月17日下午，由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主办、好公益平台支持的“有爱不留守——互助养老让乡村留守老人有所依、有所为”主题媒体沙龙在北京万有幸福空间开展，近20位媒体记者与乡村养老问题专家、社会组织和一线实践者代表齐聚一堂，探讨我国乡村互助养老的现状和有效路径，以及社会组织参与乡村互助养老的实践经验和挑战。

数据显示，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在“十四五”期末超过3亿，其中农村老人超过1亿，农村留守老人约1600万，这1600万人普遍存在照料缺位、情感缺失、经济落后等问题。农村养老问题的压力远远大于城镇，亟需找到既普惠又因地制宜且成本较低的乡村养老服务模式。

      抱团取暖：乡村互助养老在多地探索实践

在众多养老模式中，互助养老具有形式灵活、成本较低的特点。沙龙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亚娜做了“典型经验与示范引领：创新农村互助养老，彰显中国特色与中国经验”的主题发言，介绍了乡村互助养老的基础、特点以及在多地探索实践的经验。刘亚娜教授用“抱团取暖”这一通俗易懂的比喻来形容互助养老的基础，她认为不仅乡村独居老人的子女，其邻居、朋友和社区工作者均可发挥社会化服务功能，乡村互助养老扎根于乡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充分利用乡村低龄老年人的闲置时间和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

当前我国乡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情况如何？刘亚娜介绍了“十三五”期间辽宁鞍山、上海闵行、山东临沂等十个各具特色的乡村养老探索案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些在不同地区探索的乡村互助养老模式均扎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土壤，既有共性又因地制宜，呈现出勃勃生机。

最后，刘亚娜教授总结了当前乡村互助养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她认为，彰显乡村互助养老的中国特色，需要进一步优化乡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扎根本土，同时应积极发挥地方特色，先行先试。“需要进一步激活村民活力，让互助养老更有热度。建立激励机制，实现长效帮；促进制度完善，让互助养老更有力度，科学制定服务流程，做到有序帮。”在谈到创新乡村互助养老的“中国经验”时，刘亚娜认为养老人才的培养和建设是关键，多元筹资是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规范标准化和评估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激活内生力才能实现乡村互助养老

在乡村养老领域，活跃着很多社会组织的身影，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简称“长益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长益基金会从2016年开始探索开展乡村互助养老项目，目前已在云南、陕西、重庆等7个省级行政区的160多个村社区项目点培育乡村助老员170余人，孵化、培育社会服务机构7家，激发社区志愿者3000余名，累计为5000余户计6000余位老人提供了超过50万人次的养老服务。沙龙上，长益基金会秘书长钟铁华向媒体记者介绍了其“乡村助老员支持计划”的工作模式与成效。

作为深入乡村、扎根乡村的公益人，钟铁华对乡村生活非常熟悉。她认为，城镇化进程和乡村生活方式巨变是导致乡村留守老人孤独、封闭的深层次原因。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变迁，原本和儿孙一起生活的老人现在独自在乡村留守，照料缺位和情感缺失是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的问题。目前民政部门已经对3%最需要支持的老年群体兜底，其余97%的老年人群体很难服务全覆盖，其中乡村留守老人群体难以获得社区层面的公益性服务，人际互信、良好互动的乡土社会难以形成。

在乡村做养老服务，钟铁华认为务必“低成本高效能”，既要提供服务，又不能过度服务。多年来，长益基金会探索实践了以“乡村助老员”为主体的互助养老模式，在每个村培养一名乡村助老员，带动一批村级助老志愿者，支持一家县级养老服务社会组织，构建起“社会组织+乡村助老员+社区助老志愿者”的县镇村三级公益执行体系，为留守老人上门提供养老服务并开展社区公益活动，解决乡村留守老人照料缺位、情感缺失的问题，提升乡村留守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钟铁华认为，“乡村助老员”项目的内核是“两个激活”：激活助老员的主体性、激活受助老人和自组织的主体性。在激活助老员方面，项目从选人、动机激活、养老及社会工作等专业培训到持续赋能，是系统化的支持，平等尊重、价值实现等理念传递贯穿整个过程。同时，项目还激发身心健康、有能力、有意愿的老人以及自组织参与互助养老，让老人从被服务对象到积极行动者，有效回应老人被需要的需求，也是真正意义上对服务对象的尊重和增能。

“老人，尤其是健康的老人往往是当地最大的人力资源。”钟铁华表示：“这样的服务模式不仅让老人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活动，也为本土人才发展提供了土壤，提升的不止是留守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还有整个村庄的信任认同，打造了友好、积极、志愿服务的社区氛围，为互助养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施甸县益苗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杨建媛分享公益故事

      从农民到职业公益人

“长益基金会带来了公益的种子，我要让这颗种子在施甸生根、发芽，蔓延到各个村落。”施甸县益苗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杨建媛说。在沙龙上，杨建媛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她从一个农民到职业公益人的成长与改变。

七年前，杨建媛还是云南施甸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日常生活除了种地就是带娃。长益基金会在施甸开展乡村助老员项目，为她的生活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2017年，杨建媛成为一名乡村助老员，开始为村里30户老人提供服务，但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一开始，老人们有很强的防备心，为了“破冰”，杨建媛常常去老人家里陪他们聊天、打理家务，一起下地干活，陪老人去看病……慢慢地，老人敞开了心扉，常常打电话给杨建媛，盼着她什么时候再来。杨建媛带动老人的邻居一起去老人家聊天、帮忙照顾老人，邻里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在村里开展公益活动，互相帮忙、一起玩耍，村里逐渐形成了互帮互助的氛围。

2018年，杨建媛开始担任同辈督导员，协助长益基金会开设新的项目点，走访了施甸县甸阳镇70%的村子后，她有了新的感悟：“一个感触是来自那些未曾谋面的深山老人们渴望被拥抱的眼神，另一个是来自基金会工作人员的鼓励和陪伴，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使我不断成长，不断敢于成为我自己，不断变好。”她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职业公益人，培育出一批批公益的种子。于是，杨建媛主动学习专业知识，参与活动方案设计、财务报销等工作，并在2019年培训出30名助老员在本村为老人开展服务。2022年6月，杨建媛接任项目管理工作，作为“关怀山村留守老人”项目的代表参加施甸县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并获得银奖。11月，施甸县益苗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杨建媛任负责人。

“新机构成立了，我们也认识了一个新的词叫‘赋能’。每个人都是有潜力的，这些潜力是能被激发出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不仅是我、我们每一位伙伴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和成长。我受益于社会，也理所应当回馈于社会。整个培育过程真正体现了公益的魅力，可以一边做一边学习，一边学习一边成长，让我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实现了助人自助的公益价值。”

      点燃助老员的温度，让冰冷的煤块变成烈火熊熊的煤堆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用“两组条件”揭示了助老员在乡村助老服务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用另一个视角去看乡村里那些低龄的健康老人，就会发现他们有潜力，是资源。这些低年龄的健康老人去照料需要帮助的老人，能感受到“被需要”和自己的价值。这样一来，帮助别人的老人实现了“有所为”，被帮助的老人则实现了“有所依”，供需两端得以链接。

陶传进教授进一步指出，要实现供需两端的真正链接，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赋予实施帮助的人合适的身份或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助老员”。助老员刚开始和老人接触时，双方的信任关系还未建立，而实际上乡村留守老人非常需要关怀和帮助。只要助老员充满温度，最终一定能实现破冰，温暖被帮助的老人。众人拾柴火焰高，最终把冷冰冰的干柴和煤块变成明亮温暖、熊熊燃烧的篝火。

“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潜藏着去帮助别人的美好意愿，在一定条件下，这个意愿可以被激活，也就是看到对方有需要我的感觉，我有被需要的感觉，这个时候条件就成熟了。”陶传进说。

      乡村互助养老的经验和挑战

随后，陶传进、刘亚娜、钟铁华和陕西佳县慈爱社会工作事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屈红艳就“乡村互助养老的经验和挑战”展开讨论。

在谈到乡村互助养老的现状和问题时，刘亚娜教授坦言需要深入思考三个矛盾和挑战。第一是供给侧优化与精准化需求对接的问题，为老年人提供质优价廉、可持续可信赖的互助养老服务综合方案，即互助养老谁来做，如何可持续地做、帮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情况的老人？第二是服务数量与服务质量，从无到有，到齐头并进发展的问题。由点及面丰富服务内容：先要有，再做好，再做精、再做优、再做特。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试点和探索，未来如何由点及面覆盖超一亿多独居的空巢老人？第三是中国特色、中国优势、中国经验与开放视野博采众长、借鉴的问题。如何向应对老龄化经验比我们丰富的友邻学习和借鉴，以地缘为基础，以居民自愿参与为中心，以交换互惠为推动力进行自我管理、相互帮扶，形成网络化、体系化的社会支持体系。

在谈到乡村互助养老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和影响时，刘亚娜教授认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汇聚社会力量能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力。凝聚社会力量，开展社会互助帮扶，通过公益项目或活动，为人们搭建奉献爱心的平台，促使爱心转化为善行。互助养老在传承乡土文化的同时，实现了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文明乡风，使得乡村治理更有温度，同时在公益事业中有效激发村民参与服务的积极性，激发了乡村治理的活力和热度。

长益基金会的乡村助老员项目非常注重激活乡村助老员和被服务老人及自组织的主观能动性。长益基金会秘书长钟铁华从保证项目有效性的角度，阐述了激发乡村助老员能动性的重要意义。她强调，无数事例说明，很多乡村老人充满了智慧、能量，激活他们的主体性，他们就能创造性地解决本村的养老问题。

乡村互助养老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乡村助老员等各方各司其职，共同协力和参与。对此，陶传进教授认为，社会组织先行探索出有效模式后，需要与政府部门有效对接，最终要形成养老的社会化解决方案。

来自陕西榆林佳县的屈红艳介绍了她在当地开展互助养老的经历。2020年，在长益基金会的培育和指导下，乡村助老员项目在佳县落地，助老员从帮老人理发、剪指甲、打扫卫生做起，主动发现老人的需求，逐渐拉近和老人的距离。除了入户为老人提供服务，助老员还在村里组织开展符合当地文化习俗的公益活动，吸引村民参加。这些活动往往扎根于当地民俗文化，通过助老员和志愿者的精心设计，营造了活泼、友善、热闹、欢乐的乡村氛围，受到老人和村民们的欢迎。

资助者圆桌论坛老龄议题负责人王毅与记者们分享了她对社会组织参与养老议题的观察和思考。王毅认为，尽管以长益基金会为代表的一部分基金会已经在乡村养老问题上进行了试点和探索，但整体上基金会对于乡村养老问题的关注和投入还不够，且基层一线社会服务机构缺乏资源、能力和人力，这是当前乡村养老社会服务遇到的挑战之一。她同时指出解决乡村养老问题离不开三点：驻地（培育本土服务机构与人才）、互助（建立乡村互助体系）和关注（关注乡村留守空巢老人），呼吁更多媒体关注乡村养老问题和社会组织的良好实践，共同助力乡村养老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