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思远

新公民计划总干事、研究指导

1. 当物理学博士开始关注流动儿童教育

魏佳羽：十多年前，我在研究所读物理学博士，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让我对世界产生了许多困惑，就去阅读了大量人文社科类的书，开始对社会的复杂性有所认知，也在思考，我可以在社会意义上做些什么事？

后来，我去四川巴中茶坝镇的晏阳初图书馆做志愿者，了解到百年前的平民教育运动。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要把“平民教育”作为未来的方向，在有限资源下让更多孩子接受适宜的教育。

来到新公民计划之后，看到了当今中国城乡转换的变迁，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他们的孩子如何接受教育？这是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新公民计划关注的流动儿童教育和发展问题。

魏佳羽：在打工子女学校的公益服务，新公民计划早期做过多种尝试，也有一些失败的经历。2016年，我们调整机构的工作策略，计划做一个公众可以广泛参与的、教育性的项目，左樵（微澜图书馆发起人、项目执行长）提出做打工子女学校的图书馆。他在走访时看到很多学校都有一个“小黑屋”，挂着“爱心图书馆”的牌子，爱心人士喜欢捐书、建图书馆，但建完就锁上了，孩子们阅读的渴望得不到满足，那么，图书馆的持续开放就十分重要。

如何保证图书馆持续开放？最重要的是得有人。结合城市中打工子女学校的情况，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窗口——城市里是有志愿者的，我们可以通过招募志愿者来运营图书馆，使其持续稳定地开放。

魏佳羽：最初每个图书馆有一个志愿者做馆长，负责管理和运营，其他志愿者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馆内服务，后来发现馆长的工作量非常大，志愿者馆长很快就干不动了，全职的同事需要分担馆长的职责，随着分馆增多，这种方式不可持续。

于是，2020年诞生了馆东计划，分馆志愿者代表与总馆和学校代表共同组成分馆理事会，实现分馆的自主运营。分馆的理事了解自己馆内志愿者的基本情况，有预期和计划，保证分馆每周开放3~5次，也可能少一点，每周开放1~2次，通过这种方式让图书馆“活”起来。哪怕每周只开放1次，对于学校和学生而言也相对稳定，是可预期的持续开放。

馆东计划实行后，分馆的自治结构是独立的，自己决定其生长方式。我们的底线目标是图书馆的持续稳定开放，人与人之间有基本的尊重。这不是一个以全职团队为中心的项目，而是大家共同拥有、共同创造的项目。更多的志愿者长期与低频的参与，我认为更接近普通人参与公益的状态。

魏佳羽：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学校应该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应该是持续开放的。志愿者最基础的工作是图书馆员，如果有能力和意愿，我们鼓励他们和孩子聊聊天。对志愿者来说，当时就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并且是很治愈的一件事情。开馆日一般是两个人值班，少一个，可能就开不了馆了，每一个志愿者都很重要。开馆时孩子们来借还书，你能真实地看到他们对书的渴望，蜂拥而至的热情。孩子们离开后，整理图书、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看书，是一个繁忙又惬意的过程。

说到困难，缺人是常态。志愿者的进入和流失是很自然的，长期志愿者也需要一定的过程来沉淀。随着分馆的数量增多，对志愿者的需求持续增加，我们必须不断想办法，找到更多志愿者，保证图书馆的开放。另外，长期来讲，打工子女学校是会减少和消亡的，但儿童身边应该有图书馆是一个持续的需求，所以我们会尝试与城市边缘或镇区的公办学校合作，也在思考如何采用志愿者参与的方式在社区落地“活”的图书馆。

魏佳羽：我们当前做的研究工作分三个层面。

首先，我们会持续跟进当下流动人口子女相关的基本事实，不断了解领域内基础数据、政策变化、研究进展和一线实践；

其次，作为一家公益机构，我们也会关注流动儿童领域内其他机构的情况，以便了解领域内的生态环境和发展现状；

最后，为了更好地与公众对话，让更多人理解这个社会问题，需要更具体的“人的故事”，因为相对于100万人正处于困境这种叙事，社会公众更加关心一个具体的人所面临的真实困境，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个体访谈和追踪的工作。

流动儿童教育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不属于某一个学术领域。最初收集信息时，我发现学者们从教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视角开展了研究，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却很少有人做一些整体的回顾和综述。2015年，我们邀请杨东平老师主持编写了第一本《流动儿童蓝皮书》。在参与编写的过程中，我自己也积累了更丰富的信息，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有了更全面且细节丰富的认识。

虽然这个过程之后总结出来的信息和原有的一些研究结论没有显著差异，但理解了问题背后的脉络，很多困惑原来希望别人帮我回答，后来自己足够有信心回答。再去看数据和信息的动态变化，可以做一些推测，并预判可能带来的现实影响。比如民办学校比例的调整，随迁子女入学人数和政策的变化，我们都可以提前做出一些判断。

一方面，我特别关注基本事实，这可能与我过去学物理的背景相关。已发布的统计数据看起来简单，其实包含着复杂的信息，我会做一定的分析和整合。从2021起编写并发布《流动儿童人口子女发展报告》 ，基本上每篇会有上万的阅读量，也会被做相关工作的机构引用，在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算是比较广泛的传播了。

另一方面，我会关注宏观政策的发展脉络和落地执行，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到户籍制度改革，以及这个脉络下对应的人口政策，包括居住证管理政策、随迁子女入学和升学政策等。我会关注新政策的颁布和过往政策的变化，也关注这个领域内研究者的关键研究进展，然后做一些梳理和整合。

流动人口子女问题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一个细分领域，因此研究中需要去理解的信息常常需要综合多个学科。比如大家在常识方面比较容易认同儿童应该跟父母在一起，但是具体到流动人口子女问题的回应时就常常忽略这一点，接受了分离的现实，更多关注如何关爱留守儿童，而不是关注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会造成什么影响？如何促进留守儿童与父母居住、生活“在一起”？这可能涉及国家历史的变迁、关于养育的心理学理论、早期儿童发展理论等。即使我们能够认可“儿童跟父母在一起更好”，那到底应该是孩子进城还是父母返乡？这是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又会涉及经济学理论，比如城乡经济发展的关系等。

魏佳羽：2021年是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联系我，希望我来协助起草一份初稿，后来有了俞敏洪在两会上的提案，提出修改《义务教育法》、增加流入地的学位供给等建议。

2023年也是陆铭老师联系我，希望我提供一些信息协助他准备政协提案。

这可能也得益于我们研究工作的扎实积累，当我们对问题有了深入的理解，会对目前的领域现状、政策脉络做梳理和整合，并通过媒体报道和发布报告等方式不断发声，人们阅读之后会判断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信息量是否足够丰富，慢慢地会有关心相关议题的人主动来找。

魏佳羽：我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能够接受问题的复杂性，但是依然将其视为一个“客观”问题，就像研究物理问题一样，我会期待通过问题分析，在理性层面寻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比如推动公众认知和政策的落地。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了解，就想办法让大家关注和了解；我自己会写文章，与研究者一起发布研究报告，也与记者合作，通过公共媒体发声，与公众产生互动。

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速度在加快，国家在不断地放宽、放开落户限制，在随迁子女（流动儿童）入学、升学政策方面，中央也在推动地方降低门槛，但是不同的省、市、区县，甚至同一个区县的不同街道，具体的落地政策和执行方案依然有巨大的差异。这就需要更细致的分析，才能最终实现每一个流动儿童环境的切实改善。这个阶段都是一些理性层面的工作。

第二个阶段，我有了新的认识：社会问题当然有其客观的一面，但是也有其“主观”的一面，我们不能忽略流动人口这个社群本身的认知。

过去我对他们的意愿、能力和行动的关注不够，忽略了社群内部的动力，但事实上，数亿人规模的群体，不能简单地整体看待，要把它细分。当进入了人的主观世界，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而最终社会问题的解决就是每个人认知中的世界和真实世界的碰撞，以及大家达成妥协和共识的过程。

这个层面的工作，我们还在探索，已经做了一部分流动儿童的家长访谈。有些家长已经做出了他们能力范围内的回应，需要把他们的经验、方法、动力挖掘出来，已有的行动经验才可能被社群里的其他人看见和借鉴。同时，我们也计划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方式触达更多流动儿童家庭。

魏佳羽：研究工作加深了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可以帮助我们分析项目的生存环境。

以企业来类比，企业中会有产品研发和行业研究两类工作，前者直接面对客户，思考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做好市场运营；后者要理解行业整体的政治、经济环境，支撑产品策略的更新和调整。

回到新公民计划的工作，研究工作支持我们的项目有清晰的策略。我们在研究中已经意识到打工子女学校数量在减少，我们的项目目标不必是影响学校越办越好，而是很可能陪着它消亡。微澜图书馆的分馆大多选择开在北京和珠三角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工作机会多，流动人口多，这是基于对领域内环境的了解；另外，近两年我们开始在社区或城市边缘的公办学校尝试开分馆，就是基于对打工子女学校会减少、甚至未来可能会消亡的预判。

我们不把研究和项目执行强扭在一起，更多的联系还是认知层面的。比如，我们可以与一些志愿者沟通，让每个人接受他认知范围内可理解的信息；另外，一些城市本地志愿者在打工子女学校服务的过程中，流动儿童对他们来说是具体的人，距离变近了，更容易建立同理心，而不再仅仅认为他们是外来的人，与自己的孩子竞争、抢资源。

魏佳羽：在我看来，公益组织当然需要做研究，但是不同类型机构所需要做的研究类型是不一样的。每一家公益组织都需要定义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明确社会问题的边界和机构能力的边界。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包括了政府、企业和公益机构的职能，大家各司其职，才有可能把问题解决，而只有对问题的定义和边界足够清晰，我们才能划分出各自的角色。

公益组织的工作同步伴随着公共政策的推动、公众认知的倡议，也需要随着信息的更新，重新定义社会问题解决的路径。本质上，这些都是需要研究做支撑的，只有研究足够专业和深入，才能谈我们公益项目的规模化发展。

从目前大部分公益组织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和产出情况看来，研究的深度和持续性都十分不足。会有一些机构邀请专业的咨询公司参与咨询，也会邀请高校、研究所里的研究人员参与研究、撰写研究报告，无论是咨询公司还是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能力和方法论都是优秀的，但为什么往往产出的报告难以达到预期？因为这样的研究终究是短期的，研究者对细分领域缺乏深入的了解。

魏佳羽：我认为公益组织的存在除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还应该是基于价值共识而存在的。一般企业中人的组织关系是基于利益交换的，在我看来，公益组织是一种基于对社会价值的共识的组织关系，扮演着人与人连接的角色。这是公益组织存在的另一种价值。

从行业层面来讲，就我的个人感知，近些年资助中小型公益组织的资助型机构越来越少了，小机构的生存环境越来越难了。

一方面，近些年国内的互联网筹款平台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筹款渠道，公益筹款单一化，这对小机构来说是非常不容易做好的。一个三五个人的小机构，他们的行动力往往在于直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筹款，他们不擅长做项目梳理，一般很难拿到互联网平台的资源。也许前几年拼劲全力试一把，能筹到几万块钱，但这种事做几轮就做不动了，他们所能触达的人群很难再扩大，不断跟同一群人做劝募，双方的动力都会下降。这种情况下，公益机构生存所需的资源和能力都跟不上，尽管一些行业伙伴也在寻求转型，但我依然觉得这是整个公益生态环境没有给小机构提供足够丰饶的生存土壤的表现。

另一方面，过去会有比较多的基金会愿意做以使命为导向的资助，只要认同公益组织的理念和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可以陪伴小机构从零开始慢慢成长。但近年来，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有意愿又有能力做这种类型资助的资源方并不多，很多小机构能获得的支持非常有限。

魏佳羽：新人需要学习空间，需要积累经验，但是目前大多数公益机构的状态，对人的支持无论是系统性还是积累都不够。

年轻人进入公益行业，要管理好预期，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需要对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有所规划，公益行业未见得比别的行业容易。同时，哪怕你干的是最基础的事，依然要想办法用更完整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正视现实，抱有希望，事情总要发展，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未来更有希望嘛！

*陈柯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