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益基础设施?其发展现状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投资策略是什么?南都基金会资助的第二份公益基础设施专题研究报告《中国公益基础设施分析框架与投资策略》较为全面地回应了以上问题,并受到多方关注。
规模较小、投入不足、“公共品搭便车”的想法普遍……似乎是公益基础设施发展面临的窘境。本报告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徐晓新毫不讳言:“行业基础设施机构比我想象的还要弱小,投入资源的机构比我想象的还要少。”
然而,公益基础设施领域真的是一片荒芜地带吗?笔者专访徐晓新时有几点认识:首先,公益基础设施虽然弱小,但已有一定存量;其次,公益基础设施发展尚处初期,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最后,一线服务机构尤其是县域机构扮演着多种角色,他们既是受益者,又可能成为区域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
本文有不少研究内外的观察和思考,为报告提供了全新的解读视角。
*备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现状:重视程度增加,资源投入不足
问:怎样的机缘促使您开启了此项研究?
徐晓新:机缘相当久远。八九年前,我和程玉(时任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以及我的导师张秀兰教授探讨公益市场和公益产品。当时我认为,慈善公益行业也存在产品、市场的概念,只是公益市场模式与商业市场模式有所不同。
进入高校工作之前,我在企业工作了6年,其中4年做管理咨询。彼时,程、张两位老师问我,“能否将商业咨询经验引入公益领域?将行业架构、运行机制说得更清楚,帮助公益机构提升运营效率。”
说实话,当时我有些忙,这件事暂时搁置下来。后来,我与彭艳妮等南都同仁们有过一些讨论,写了不少笔记,但没有系统地梳理。
2019年,南都基金会曾资助《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我参与了一些讨论,了解行业所需,并有了更多思考。
疫情期间,节奏慢了下来,我有更多时间系统地思考。恰逢南都基金会愿意推动此项研究,于是,我集中整理自己的笔记与思考,访谈了很多业界有影响力的公益基础设施机构,完成了一个长报告,并将报告做成了可供不同读者阅读的版本。
问:这份报告告诉我,慈善公益行业的基础设施有一定存量。在业界意识到“基础设施”这个概念之前,它已经客观存在了。在您看来,这些设施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晓新:大量事实和现象的存在,并非取决于我们是否关注。慈善公益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现代社会分工进入慈善公益行业,并促使其不断分化,而慈善公益行业会出现一些共性问题,进而形成一些共同的需求和机会;相应地,就会出现一些提供服务和支持的人和机构。这些服务和支持,不论我们如何定义,都是客观存在的。
问:对比研究前后,您对中国公益基础设施的认识和期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目前国内行业基础设施总体状况如何?
徐晓新:起初,我了解到,公益基础设施发展普遍存在认知程度不高、基础设施机构面临挑战等问题,在真正开展研究之后,我还是感到震惊。
我原以为,一些具备一定规模的知名机构会提供相对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但访谈时发现,行业基础设施机构比我之前了解的还要弱小,投入资源的机构比想象中的还要少。
和公益基础设施相对发达的国家比,首先,我们的规模小得多;其次,全社会对公益基础设施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此外,慈善公益行业为基础设施机构提供的市场空间较为有限。总体上,目前是一个公益基础设施相对弱小的局面。
问:国内对其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处在什么阶段?
徐晓新:我认为,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如果谈及已经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公益基础设施的概念、理念逐渐被更多人接受。
政府、企业、慈善公益行业的一些从业者逐渐意识到,公益领域的一些共同需求应通过具有平台性的基础设施服务来满足。较之10年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至少已经意识到,公益基础设施对行业发展非常重要。
然而,对理念的重视尚未带来全面投入,国内一些规模较大的基金会在这方面的投入仍然有限。多数情况往往是:基金会投入一点,公益基础设施用户投入一点点,服务性机构也投入一点点,这样的方式导致公益基础设施发展的持续性较弱。
问: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面临哪些困难?
徐晓新:一个很大的障碍是理念尚未转变。
首先,不少人认为,公益基础设施主要由慈善公益行业建设,当然也有一些先行机构做了投入,例如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等。但从大的格局来看,政府其实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慈善公益行业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其次,大型基金会应转变理念,从直接资助服务性项目到资助一些特定议题领域的基础设施,让问题解决得更有效率。
在资助理念上,目前资助方更愿意资助直接改善目标对象状况的服务型项目,但对于如何提升项目效率,如优化干预方案、让资助和服务更有效等,其认识和关注力度还不够。
参与:一线机构扮演多维角色, “众筹”模式具有鲜明用户导向
问:在现有公益基础设施架构中,广大一线服务型社会组织主要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提供者、参与者,还是享有者?
徐晓新:首先,一线服务型社会组织是公益基础设施的主要服务对象。换言之,他们首先是享有者。
其次,这些机构还扮演着多元角色,例如,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者。
在一线服务过程中,他们积累方法和经验,如果将其贡献出来,并通过基础设施机构的总结和提升,最终变成可以扩散的知识,那么,他们也就成为参与者,为专业知识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此外,一些县域服务机构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扮演基础设施机构的角色。
在某些领域具有优势的县域机构,如果能与县域其他相关机构联合起来,就具备了平台属性,可以为其他机构提供多方面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扮演了基础设施机构,也就是提供者的角色。
因此,一线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角色可能是多维的。
问:县域机构扮演基础设施机构角色是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大多以何种方式进行?是否常见?
徐晓新:一些网络和平台的构建,很多需要依托于特定领域中的服务递送。例如,如果我们想增强县域中某一类社会组织的能力,仅靠培训和知识传递,其效果非常有限;而在服务递送中进行相应的能力建设,其效果通常会更好。
当地在特定领域具有一定优势的机构能够扮演枢纽和平台的角色,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协同并带动相近组织发展,通过不断合作和赋能,帮助当地公益机构发展。
根据当时访谈的案例,一些县域公益基础设施的发展由一些特定的社会议题项目的推动而达成。当这些项目靠单一机构难以完成,需要团结和动员其他县域机构共同完成项目时,具有一定优势的公益机构就会整合其他力量,携手合作提供服务;这时,率先行动的公益机构事实上扮演着平台和网络中心节点的角色,发挥着一定的基础设施机构功能。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县域基础设施机构发展及其对县域公益机构的支持和赋能,是在真实的项目情境中同时完成的,具有很强的实战性,双方的积极性都很好。我觉得,这种模式可能在县域普遍存在。
问:一线服务型社会组织从现有的基础设施体系中得到了哪些便利和好处?
徐晓新:公益基础设施的存在,就是通过满足共性需求让一线服务机构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我们可以从两大维度去理解。
首先是一线服务机构在提供公益服务时的共性需求。包括社会问题识别、项目设计、资源筹集、服务递送等,这些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服务普遍性地提供。
例如,“针对某个社会问题采用何种干预方案”的需求,如果每家机构都单独探索,就会出现重复和浪费,可以由基础设施服务满足。
其次是公益机构在组织发展方面的共性需求,例如战略、治理、法务、财务等,不需要各家机构单独完成所有工作。
比如,我们推动一种理念的传播,可以通过行业传播平台、传播专业技术提供商等机构,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纵横链条”图
基础设施应该在公益核心价值链和公益组织运行管理相关职能领域,重点发挥普遍作用,让一线服务型社会组织更有效率,助力可持续发展。
问: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资助机构是现阶段慈善公益行业的主要资源供给方,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
徐晓新:在报告里,我一直想澄清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公益基础设施到底是什么?将其称为“公益基础设施”,是因为要由慈善公益行业来建,还是为推动慈善公益行业发展而建?正确理解是后者。即建设公益基础设施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慈善公益行业更有效率地发展,但它不一定都要由慈善公益行业来建,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作用。
在慈善公益行业相对弱小的情境中,其他主体可能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中,政府供给关键性制度、全国性平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和慈善公益行业应保持紧密合作,更好地匹配行业需求和政府供给。
第二,企业公益部门和事业单位体系在专业知识、人力资源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如果将其参与公益的愿望与慈善公益行业对公益基础设施的需求相结合,会让企事业单位的公益参与更有效率。
例如,大学在培养人才和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能与慈善公益行业的需求加以专业整合,将会对慈善公益行业的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在一些细分领域中,公益机构尤其是一线服务型机构,有其自身的优势。他们同处慈善公益行业,相互信任,能形成更好的合作网络。在对他们的支持方面,慈善公益行业里的基础设施服务机构非常重要。
公益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发展,实际上是政府、市场和慈善公益行业共同推动的结果。
问:一些公益基础设施较为发达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大机构在做。目前国内往往需要“众筹”做基础设施建设。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徐晓新:较之国外,我国慈善公益行业发展历史较短,发展基础设施的历史更短。我们尚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从系统去看,行业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例如,在透明度方面,我们的基础设施发展吸取了国际经验;在公益人才培养方面,高校实践也来自于国际经验。
我们是否可以形成独有特色?我认为,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能够实现创新。
首先,在微观层面,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种基于资源约束的适应性,因服务递送需要衍生出基础设施功能。例如在县域,公益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可能依托于一些领头机构。
其次,在相对宏观的架构中,“众筹”模式的优势在于:尽管公益基础设施规模较小,但是作为服务对象的机构会积极参与,从而基础设施服务更契合组织需求,使得其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用户导向。
这两个方面对于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发展更多基础设施服务,以及如何让基础设施服务运行更有效率,可能会有所帮助。
解读:从基础设施角度看社区慈善、资源不足和人才欠缺
问:“社区慈善”热度渐增,但目前在社区和村庄,线下参与公益慈善的机会仍然不多,如何从基础设施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徐晓新:我认为这可能与本地化传统有关。在农业社会,我们有邻里互助传统,这是传统慈善的一部分。然而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对社区功能的认识有限。
社区通常只是居住地,并未真正形成生活生态,人与人之间没有较强的情感关联。从传统农村社区走向城市社区的过程中,缺乏更多本地化理念和认识,这使得我们对身边事情的关注有限。
我注意到,当前出现了一种“再社区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与新数字化下的生活形态有关。在新数字化生活形态中,越来越多人的工作、生活和居住可能合一,也有更多的时间在他们的居住区域生活。这意味着在数字时代,社区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这时,生活小区的重要性与个人息息相关。许多年轻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自己的生活区域中,他们会更多地关注社区重点公共事务。当人回归社区后,社区发展和社区公益慈善可能会有新的发展机会。我认为,未来可以发展社区慈善或者开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公益活动。
问: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收紧、资助型基金会数量不足、自身能力不足等,导致一线社会组织缺乏发展和运营的资源。您如何看?
徐晓新:坦率地讲,公益基础设施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的问题。发展中的许多困境并非因为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的,而是源于更大的结构性原因。然而,在这样的结构约束中,或许可以通过发展基础设施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改善状况。
首先,在特定的议题领域中,可以通过聚集共同需求,开发有效工具,使公益服务更有效率,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推动相应领域的资源流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其次,从公共议题倡导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联合相关公益组织共同发声,获得更多关注,也有可能带来更多资源投入。
这两个方面的行动都需要持续地改善。
问:报告指出,培育慈善公益行业运行主体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培育和支持优秀的公益人才。目前有多家机构在实践,但人才欠缺问题的整体解决仍遥遥无期。
徐晓新:某种程度上,所有涉及人的问题,本质上可能都是系统问题。会衍生出“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境。
例如,究竟是慈善公益行业薪资水平对优秀人才的吸引不足,导致人才缺乏?还是这个领域中相当多的人不够优秀,难以获取较高的薪资?
报告认为,对公益人才的培养包括两个维度。
一是培养优秀的泛慈善公益行业从业者。他们可能在公益机构、企业、其他机构中以某种方式推动公益发展,甚至可能通过捐赠圈等方式推动公益发展。
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包括知识和专业训练。一些机构如银杏基金会,在专业训练方面做了不少重要工作,而在前端知识传递方面,高校需要发挥重要作用。
我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公益领域的人才素质确实有很大提升。
二是培养所有人普遍的公益理念。可以通过通识教育来实现。将公益纳入教育范围,让所有人从小学、初中开始接受公益理念,认识到“什么是公益”“为什么要做公益”“如何践行公益”。虽然这种改变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但是会带来持续的价值。
现在每一点滴的努力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作出更重要的贡献。人的培养和观念的改变都需要更长时间。正因为需要更长时间,所以更需要在这个阶段的人们都去做。点滴努力虽然见效慢,但是会在将来某个时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