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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好声音 | 在流动人口社区,怎样结伴带娃?
石润乔 2023-07-06 来源:南都观察家

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儿童规模为7109万人,流动儿童占全部儿童比例为23.9%,平均每4名儿童中,就有1名是流动儿童。在流动儿童背后,往往站着一个辛苦的流动母亲


2020年是李易北漂的第12年,作为一位妈妈,她需要做一个决定。


她有两个儿子,老大即将升入初中,老二念小学。由于未能取得户籍的考生无法在北京高考,两个孩子要么回到福建老家,一边“留守”一边准备高考,要么迁居到另一座城市。


考虑到高考竞争激烈,李易最终选择在临近北京的天津买房落户。


来到天津市武清区,是她人生中的第三次迁居,社交圈子都被清空,一个人也不认识。在这里,她又一次成为“流动社区”里孤独的一分子。她延续了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儿童社工,向社区申请运营“儿童之家”,将其作为免费开放的生活馆。


她希望,在陌生的社区之中,能够有一间屋子供孩子和妈妈们玩耍、倾诉、彼此熟识。由此,一座座孤岛才能开始连接。



▌那些没人管的孩子


像是打仗似的,天津武清区的陪读妈妈们每天都围着孩子忙。李易也是其中一员。


早上八点,她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送大儿子上学;


九点到十一点半,开生活馆;


中午回家给两个孩子做饭,午休;


下午两点到四点半,继续开生活馆;


四点半,骑上车把孩子接回家。


李易身穿运动半袖、平底鞋,短发齐齐地别在耳朵后面。


她是公益组织“常青藤”的儿童社工,也是一位陪读妈妈。开生活馆,是李易亲手改变本地环境的一次实践。通常,馆内上午会有老人带着3岁以下的小孩玩乐高,下午有本地的陪读妈妈来上国画课,开读书会。暑假开始的时候,妈妈们要带着孩子回老家玩,社区会一下子变得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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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生活馆提供免费的国画课,参与者多为流动妈妈



从武清到北京只需要二十几分钟高铁,不少人在这里买房,在北京工作,双城通勤。


这里离乡村只有几公里,挨着城区边上,一眼望去都是农田。刚到的时候,李易的两个孩子像撒欢一样兴奋:“北京可没有这么大的场地去跑。”可是时间久了,他们发现“除了这个啥也没有”。疫情三年,由于没有朋友,没有伙伴,两个孩子待在家里成了电视儿童。


两年前,李易一边带孩子一边调研社区里的教育环境。这里的青少年整体给人一种“不好管”的印象。李易从手机里调出一张图片,是她早上八九点在附近农贸市场拍的。画面里,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坐在摊位中间,专注地玩手机。她问:“怎么没去上学?”对方简短地应了一句,就什么也不说了。


来武清定居的居民,有三种目的:上学、打工、住回迁房。打工者在附近的农贸市场、美团配送站点和工厂上班。这里人杂,晚上货车不少从这里开过,车牌一眼望上去,都是不同省份。饭店不少,每个商品房小区都配有幼儿园,但没有其他文化娱乐设施。


生活馆所在的社区居委会主任何姐介绍,武清不算低收入社区,但家长不重视教育,更不愿意投资给早教。平时,小区有一个小广场,孩子们在这里跑来跑去,就算是嬉戏了。嬉戏过后,留下一片垃圾,都是零食包装袋。


居委会门前,是地下车库,玻璃是透明的,三四次都被孩子砸破。抓到以后,家长赔钱,下次孩子继续砸。


一位从燕郊搬到武清的妈妈说:“前天晚上十点多,我带着儿子回家,看见有的孩子穿着初中校服,‘呼呼’地骑电瓶车,那个车一看就改装过,骑着骑着还把前轮抬起来。”


坐在她旁边的另一位妈妈补充:“初中门口那块经常停着两辆摩托车,有几个男孩女孩聚在那里吸烟。”


另一位在生活馆做志愿者的妈妈说,自家的自行车本在车棚放置,有几次,三个孩子将自行车原地抬起,搬到了另一楼道。从监控视频看,一个高高壮壮的女孩带着两位个头较小的孩子。被居委会发现以后,女孩的父亲当众打了孩子两巴掌。


这些都让李易相信,这里的人,需要一个让孩子们玩耍和受管教的公共空间。


另一位生活馆馆长方静,也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开馆的必要。在北京西城区官园一带,不少流动家庭住在集体宿舍里。方静说,到馆里玩的多是男生,父母在附近做流动摊贩,95%的孩子成绩属于中等以下,性格顽皮,喜欢在馆里办活动的时候捣乱。


这些男生,对“老师”这一角色嗤之以鼻,或许是因为在学校里受够了老师的批评。一开始,男生们总会戏谑地叫方姐“方老师”,方姐说,叫什么都行,甚至可以同辈相称,相互叫“大哥”。因此,方姐得名“方老大”。


孩子们的需求体现在放学之后。除了平房里的家,这些男孩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甚至不想回家。方静记得,有的孩子,在家里被父母打,也不敢让老师看身上的伤;有的孩子自虐自残;有的孩子,放学回来把书包随处一扔就开始大喊大叫,算是发泄。方静需要首先教他们一些日常生活技能,包括洗手、喝水、脱鞋、收拾屋子。




▌“这地方的很多女性挺不容易的”


促使李姐开馆的原因,除了孩子“不好管”,还有另一种需求,来自带孩子的妈妈。


几个月前,李姐在街上看到一位女性身穿美团制服送外卖,后座上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下车以后,另一个孩子似乎是图新鲜,要站到电动车前部。于是,这位妈妈一只手扶着孩子、一只手扶着车把继续前行。这幅画面,让李姐一下子想起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的日子,“这地方的很多女性挺不容易的”。


在武清生活馆内,一位从北京搬到天津的妈妈刘丽办了一个读书会,正在共读《非暴力沟通》。十来位陪孩子到此读书的妈妈每人轮流读一页,讨论如何用“非暴力沟通法则解决生活里的摩擦。


有人不知道,当孩子的父亲大半夜醉醺醺地回家,怎么应对;有人说,让孩子写作业而孩子想玩,晚上让孩子洗漱睡觉而孩子想看书,如何避免和孩子吵架?读书会里的妈妈们感慨,当自己开始内省时,好像突然就不会说话了。


这些妈妈们,都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年轻的时候和丈夫外出打工,生子后独自带娃,最终为了孩子搬到天津,清空人生坐标,再次成为“流动妈妈”。读书会里,最早来到社区的一位流动妈妈是王倩。在她结识的妈妈里,父亲无一例外“都赚钱去了”,常有人提到,孩子不服从管教,迷上了打游戏。


主持人刘丽,每周特地从10公里之外的城区到武清开读书会。她性格腼腆,话少,喜欢反思。她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和妈妈们交流过彼此的难处,大家多有怨言——人生地不熟,幸福感和归属感减少,焦虑,甚至抑郁。按照非暴力沟通法则,刘丽试着“跳出矛盾本身,感受冲突的本源”,为自己的难处寻一个答案。她发现,自己此前“关注点都在孩子或者爱人身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忽略或者没有”。




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儿童规模为7109万人,流动儿童占全部儿童比例为23.9%,平均每4名儿童中,就有1名是流动儿童。在流动儿童背后,往往站着一个辛苦的流动母亲。


在他乡独自带孩子的感受,像在一座孤岛之上。方静说,孤岛就是:“孤立的,没有工作,拖着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成就感和存在感特别弱。”


孤独感被打破的时刻,也是在真实交流中发生的。2013年,方静在北京运营一家民宿,独自带学龄前的女儿,也开始接触公益,担任北京西城区官园社区生活馆的馆长。没认识其他流动妈妈时,她认为自己的幸福指数很低。她说,举目望去,亲戚家人都不在身边,而朋友都是在生意往来中交到的,都是“交易关系”,不轻易说心里话。


馆内交流时,流动妈妈们在一开始总是试探的,谁也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暂时没有工作。直到聊深入了,心扉也敞开了,有人提到自家的孩子有先天性疾病、治病花了多少钱、家里最近的经济问题不小……有人回应:我们家的孩子跟你们家的差不多大,有几件衣服没怎么穿,你要是不嫌弃下次就给你拿来。


方静说,这些真心话拉近了彼此的关系。这些妈妈讲彼此的“破烂事”,而不攀比孩子的成绩。在气场上,大家算是一类人。




▌“乌托邦”落地


在流动社区,理想的公共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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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陶传进教授在研讨会中提到:社会组织可以为流动儿童提供资源、帮助和社会服务。一个颇有成效的方式是创建物理空间,在其中开展结构性的社会活动。在此,流动儿童和社区得以建立连接,从而将社会关系扎根于城市。


李远香是“常青藤”的研发总监,她见证不少女性从全职妈妈转变为儿童社工,甚至独立开馆。她认为,提供支持与互助的平台,能够扩大孩子和家长的社会化经验。这意味着,这里不搞学科教育,也不办培训班,只求让孩子们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像是“在丛林社会中撑开一方乌托邦”。


“乌托邦”总是与复杂的现实相碰撞。李远香说,当流动妈妈转变为儿童社工时,她们“很难一下子相信这样一套价值观”。新任馆长最常见的一种情绪是慌张,平时轻车熟路的“带娃”变得有含金量,需要一定的学问:如何看见孩子们的需求,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情感能力而非认知能力,都需要在互动里重新体悟。


在北京官园馆,方静曾遇到一个读小学的男生,性格痞痞的。一次,男生的父亲被老师找到学校,回到家便打了儿子一顿。方静看见,男孩手上的伤痕一道一道。她坦言,自己当时对儿童权益没有那么深刻的认知,想着“反正已经被打过了”,就问候了几句。男孩告诉她,自己长大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父亲给杀了。方静震惊:“你这话说得好吓人。”


后来,方静通过家访,发现父子俩的矛盾在于成绩。男孩的父亲每天开着一辆货车、早出晚归做蔬菜生意,不知道该如何管教孩子。他对方静说:“只要你们能帮我把他的成绩提上去一点,让老师不找我麻烦了就行。”当男孩经过辅导提高成绩后,这位父亲主动找到方静,提出愿意为此后的学生外出活动做司机。


疫情期间,由于居委会决定收回生活馆所在的“儿童之家”,停止一切公共活动,在北京的五所生活馆悉数关闭。虽然生活馆的运营被中止了,但关于“乌托邦”的畅想,正在以新的形态发芽。


2022年,方静由于女儿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决定全家迁回成都老家。老家位于崇州城郊结合地带,她看到,这里的孩子所拥有的资源比城市里的流动儿童更少。在返乡手记里,她描述自己看到的,都是“呆呆坐在美术公益课堂的孩子,也可能是宅家长时间玩手机刷抖音短视频的孩子,或者是过于内向缺少社交的孩子。”


敏锐的观察力,让方静了解到当地孩子们的需求。2023年3月,方静联络当地公益机构,以合作的方式申请到一间新修建好的活动室,再次开放生活馆。


在北京,通州馆经历了疫情开始重启。负责人张文总结了自己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时间用来向居委会、街道办、当地妇联等机构递交材料,与基金会沟通。这是“常青藤”的运营模式:馆长以社工的身份嵌入社区工作体系,申请政府购买服务,承接社区治理项目,获取经费。5月,李远香与一家商业公司谈好合作,对方以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赞助生活馆场地,用于通州新馆的开放,但商业与公益的合作模式还在摸索之中。


两个月前,李易在天津武清申请的社区“儿童之家”项目正式开张。屋子位于居委会一楼,所有物资均由众筹所得,大部分是从临镇的儿童福利院搬过来的。儿童沙发、桌椅、电子琴、乐高玩具……供孩子玩耍的陈设有些旧了,但是安全、干净。朋友捐赠的一台烤箱,让李易想到办一个“解忧厨房”活动,因为发现“妈妈们经常问彼此今天吃什么菜,明天吃什么菜”。


这几天,夏天的阳光从两面落地窗烤进来,天气转热,还差两台立式空调。


居委会已经把需求报给了街道办。李易想,自己要再盘活一下资源,“看看去哪里能刷脸,刷个空调过来”。


(文中李易、方静、刘丽、张文、王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