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家拜访的机构是欧康奈战略咨询。这是一家主要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战略咨询的公司，已经有十七年的历史。创始人Liz O Connor说，他们的使命就是“帮助那些做伟大工作的组织做的更好（Help those who do great work to do it better）”。因为，战略的缺失可能导致潜能的丧失，而协助组织制定出清晰又具有共识的战略或计划将能在同等资源条件下放大组织效能和影响力。他们的服务主要有三个方面：1.新成立组织的战略规划咨询；2.常态化的战略回顾和咨询，通常以3-5年为周期；3.遇到某些特定问题时的第三方协助。

面对这样一个第三方中介组织，我们这些中国ngoer不约而同的首先关切起生存数据：你们一年服务多少客户？能做多少咨询项目？收入有多少？来源都是收费吗？对ngo客户的收费与公司客户一样吗？ngo客户靠什么来支付咨询费用呢？不知这一连串问题会不会让Liz O Connor觉得冒失或无厘头，因为后来从她的表述中我们发现：在美国，咨询是一项稀松平常的服务，组织和个人遇到问题时都习惯寻求咨询的帮助来解决，大到组织战略，小到电脑故障，非营利组织也不例外。也因此采购咨询服务是NGO日常开销中常见的一部分，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安排和筹款。同时咨询提供者也多如牛毛。有咨询需求时出具一个类似招聘岗位说明书一样的咨询需求说明（RFP），发布在网站上就可以进行供需双方的匹配，而且收费标准在ngo、公司、政府之间是同样的。

在欧康奈，有70%的客户是ngo，20%是政府，其他10%是律所或其他咨询公司，ngo客户中有40%是回头客。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某个组织要设立一个新项目，对其中一个重要“概念words”存在不同理解，便请欧康奈协助，将这一“概念words”的内涵外延通过全员参与的方式形成了统一定义和共识，为后面统一行动建立基础。以第三方的咨询促进内部的有效沟通和共识达成。

第二站拜访的是青少年权益倡导基金会（YAD），一开始YAD的理事Joshua Dohan就展示出一幅漫画：这个孩子面临巨大的海浪即将溺水丧生，而救生员在旁边无动于衷地说：“他应该学会自救”。可是在这种情境下，孩子能自救吗？即便告诉他如何做，他也只能被海浪裹挟走。而在波士顿有很多青少年犯罪者他们多数来自贫困家庭，父母中至少一方有坐牢、药物成瘾、精神问题等，他们就是被糟糕的海浪裹挟的孩子。

在美国公共服务体系中，青少年若犯罪会配有国家律师为其辩护，前文提到的Joshua Dohan同样是负责该职能的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他说：辩护并不能真正解决孩子的问题，因为即便胜诉，他们依然要回到原有环境中，有很大几率继续犯错，长此往复，永远也过不好这一生。

YAD的策略是为这些国家律师提供培训，请他们除了做辩护律师外，还要跟学校和社区交涉，让他们为孩子提供特别机会和照顾，减少“海浪”的不良影响，让孩子尽可能脱离糟糕的生活轨道。

也许你发现了这个Joshua Dohan有着双重身份，既是政府公务员，又是YAD的理事，事实上这个YAD就是由Joshua Dohan动议发起成立的基金会，纯纯的GONGO。原来美国的政府部门也是割裂的，按照美国州政府的预算，Joshua Dohan在的部门只能有法律相关的预算，干预教育、社区系统的工作不在此部门职责内，不能被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律师总是不断地为青年犯罪者打官司，看似做了很多工作，但始终没有解决问题的原因。

YAD的成立就是看到了这种割裂的恶果，设立专门的基金，在社会上筹款，雇佣4位全职律师，为整个系统中1000多位国家律师提供培训，让他们在辩护之外履行干预教育和社区改变的职责，并提供适当的津贴。且政府部门与YAD达成合作，对于不接受YAD要求的律师减少对其案件的分配。这样就通过很少的钱撬动了整个律师和司法系统的积极作为，使问题有可能根治。而Joshua Dohan就是体制内变革者的代表，通过借用外部力量将体制内的巨大力量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