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动态-教育NGO圆桌会就洼地效应与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座谈-南都公益基金会

教育NGO圆桌会就洼地效应与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座谈

2010-12-31

12月30日，教育NGO圆桌会在南都公益基金会进行座谈，会议就农民工子女教育洼地效应的迷思与北京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变迁等议题进行讨论。来自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阳光文化基金会、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心平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美慈中国、BSR（商务社会责任）、赠与亚洲、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清华大学、兰州大学以及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同仁参加了座谈。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程玉主持会议。会议首先就城市洼地效应（以北京市为例）的迷思进行了讨论。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宇宽以正在开展的流动儿童调研项目发现与大家进行分享，认为对洼地效应的概念应进行批判。在某些方面北京存在洼地效应：比如北京的交易成本很低，其洼地效应对于资本的吸引力很高。对农民工却不是洼地效应，因为北京的生活成本很高。（与此相对，深圳等地就很低，房屋都可以廉价解决）。北京的交通，住房，吃饭的成本非常高，相对而言子女的教育成本所占比例非常低。由于生活成本高，房价也高，因此农民工不太可能留在北京养老。与此同时，在二线城市，也许生活成本低，但潜在的创业成本较高，而北京由于产业都较为高端，其低端创业成本比较低，有一定的洼地效益，因此仍然有大量青壮年农民工到北京地区务工，并未造成北京的民工荒。因此，北京地区由于较低的低端创业成本和较高的生活成本，造成该地区农民工流动性大，在北京久居的比例较小。

决策层所担忧的洼地效应“如果给农民工子女教育福利，问题解决的越好，就越会促使其最终留下来”与调查发现不相符。调查了解：绝大多数的北京务工的家长非常务实，他们的最佳选择是回老家，也许是老家的省会，县城，地级市等。目前两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若北京的房价不下跌到5000元每平米，就不可能出现农民工大量滞留城市的情况。总之，农民工的经济理性在北京高生活成本的背景下，促使其决定回二线城市，甚至是县城。

城市规划方面，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非常突出，目前的城市化主要是单向的。城市化的战略地位没有充分认识。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三农”问题，而是城市化问题。压制市场导向而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法不仅无法解决“三农”问题，反而会导致城市化的恶性发展。

会议的第二阶段，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的蔺兆星介绍了北京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政策变迁。2004年朝阳区第一批审批通过14所打工子弟学校，此时的关注重点是安全第一。2006年就基本停止审批农民工子弟学校使其获得合法办学资格，至此北京市共有60余所学校获得批准。后来增加了协管员制度：第一批共22名教师任协管员监督学校是否有违规的操作。2006年时，政府推出了委托办学模式：即利用公立学校校舍等资源，聘请退休的校长和教师，定向招收农民工子弟的教育。2008年，政府针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内部管理模式升级，推出了助学志愿者。2010年，开始推广委托办学模式，国家教育部门的智库到接受打工子弟就读的公办、民办学校调研，开现场会。

委托办学的优势：有政府补贴，没有房租等。与传统模式比，委托办学的学校基本可以达到收支平衡。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中，合计43所，其中有27所没有办学资质，合法批准8所，委托办学8所。北京的新公民学校在这三类办学模式中均已有实践。估算，北京1.2万亿的GDP中，目前教育经费占3.59%，若按委托办学的模式，只需千分之六的GDP投入支出即可解决现有打工子弟就学问题。

与会者还探讨了NGO与政府合作，农民工子女与社会的融入问题。关于NGO与政府的合作：与会者认为重点在于让不同的观点能够进入决策渠道，整合实践者、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参与。研究应该与主流智库融合，最终要影响的是国家的预算方向，突破口是影响国家的政策。实践者和研究者需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事求是。把力量放在找准问题上，想办法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再有针对性的解决具体问题。探索流程性、模式化解决问题，而非总是在试点。

农民工子女与社会的融入问题：首先是形式的融入，然后是心理的融入。心理的融入问题要未雨绸缪，这是一项上百年的工程。重点是让农民工子女有公民的意识，有主人翁的感觉，首先可以成为新市民。（图文编辑：李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