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动态-瑞银慈善基金会的资助管理-南都公益基金会

瑞银慈善基金会的资助管理

高广深 2015-03-26

3月10日，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主办、南都公益基金会承办、中国社会组织杂志社协办的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双月沙龙（第十二期）在北京举办。本期沙龙围绕“基金会资助面面观”这一主题，邀请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等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会人员150余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彭艳妮主持本次沙龙活动。

瑞银慈善基金会亚太地区项目总监高广深以“瑞银慈善基金会的资助管理”为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以下为现场发言整理：

今天讲的主要是我们在中国做赠款管理的时候，一些从工作方法上和步骤上的介绍。

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瑞银慈善基金会，它和现在的瑞士银行在法律上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基金会的运营成本是由银行全资资助的，它接受的捐赠也都是私人银行客户提供的。最开始这个基金会做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健康、医学方面的研究，和国际的大学，尤其是欧洲的大学合作比较多，但是慢慢随着慈善，尤其是盖茨和巴菲特他们开始推动超高净值人群做慈善，慢慢开始有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或者慈善家族愿意更多地和别人联合在一起做慈善，这个基金会到目前为止有几个范围：

范围一，它是为儿童服务的（0到18岁），这是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范围二，它在全球有一些项目重点地区，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多，到现在慢慢聚焦到35个国家，在亚洲有5、6个，主要的资金都是在中国，这也是和亚洲的超高净值人群绝大多数都是华裔是有直接的关系。

　　具体做项目的时候请了很多专家做了一些研究，就讲做项目在全球来看是四个大的方向：

　　方向一，学前教育。

　　方向二，基础教育。

　　方向三，健康卫生。

　　方向四，儿童保护。

　　由于有银行的资助，这个基金会在筹款的时候能做到捐赠人的资金全部用于社区，基金会本身不在里面列支行政开支。

　　这是一个大概从它开始以来到现在在全球，南亚地区比较多，非洲和南美洲，基本上都是在南半球，北部不是特别多，这个图没有更新，现在中国在这个地方有一些项目。

　　这个基金会的工作比较讲影响，核心理念，首先社会问题这么多，社会资源的需求这么大，作为一家基金会，甚至作为整个慈善公益的力量，其实杯水车薪非常有限。有一个办法通过我们的尝试、前期资助，对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或者创新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进行探索和实验，找到有效地证据，通过有这么一个方法再去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政府的投入，总是跟我们的资助人讲，我们需要做得是一个像杠杆一样。这个是一般我们和资助人互动的一个基本情况。在欧洲比较多的是资助人给你写一张支票，他也不太关注你做什么，因为欧洲的慈善比较成熟，所以一个基金会你要做什么，怎么做，怎么接受监管，这一套东西比较成熟。还有一些可能觉得我想去资助一个比较确定的项目，还有一些是资金量比较大，他可能对他的对象有一些想法，比如我们基金会现在在中国有一个项目，因为资助人在云南工作过四五年，他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挺有想法和情怀，最后大概六年捐献600万美元，在滇西北做早期教育。

还有一种在亚洲比较独特，因为亚洲现在的超高净值人群比较多，他们已经开始想我要做慈善，但是对于怎么做慈善，可能有一些是我到底用家族的慈善信托做还是用基金会，还是我作为一个资助人，或者公司的基金会。具体这个基金会怎么管理，可能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摸索时期，比较多的是和我们合作，在一个三到五年的时间框架里，有四五百万美元，系统性地做一些项目，通过做这个项目，也来把他们家自己的慈善机构、人员都带起来。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和客户合作的模式。

　　我听说在座有好多是社会组织的，需要做筹款的，一个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这个基金会做资助的一些方式，比如像瑞银这样，一方面它有自己的一个体系、战略，但另外一方面它还是要服务于它的客户，所以它的项目就会有两极分化，有一些项目是比较复杂的发展项目，有严格的调研，有非常清晰的假设，通过这个项目来证明这个假设，并且用这个成果最后来做政策影响。它也会有一些项目是比较大量地针对一线的服务提供，如果大家以后在和基金会和拨款单位打交道的时候，去了解他们的资金是怎么来的会有帮助。比如说像福特基金会，他们财务非常独立，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本金在那里做运营，每年产生的收益来做，就使得他们可以有比较独立的项目资助战略，而不容易发生变化，但是有一些基金会，比如它自己也要去像特定的人群去筹款，或者它也是受它的资助人影响，它的一些资助方向产生变化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一般我们做项目大概会分成三个阶段：

　　阶段一，针对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我们会做一些创新，这种一般资金量不会特别大，人民币可能就是100万到200万左右，时间就是一到两年，这些项目主要是我们来探索一些东西，比如说中国现在留守儿童的问题比较严重，留守儿童怎么去解决？通过学校来解决还是通过社区来解决，是跟着现在政府的团的系统、妇联的系统走更好还是要扶持当地的社区组织更好？也可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结果，做一些探索，比如我做一个项目可能非常明晰地想知道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向流动青少年的早教服务，到底是通过在打工子弟校学前班来解决好？还是在社区做托儿所，可能我们会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项目来做，这个项目不强调要服务多少人，但它强调要了解到底这个现象，这个社会问题的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了解，其实你真正去做了，做了试点两年以后你会发现，不见得。比如到底在城市里给流动青少年提供早教服务从哪个角度比较好，会发现其实真正最有效的就是影响他们的父母。不管是打工子弟校学前班还是社区中心，教师的流动率一年下来可能超过70%，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做培训，效果就会差一些。后来发现，如果你以这些社区中心和学前班作为一个载体，最终你要影响的是父母，在父母养育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可能对流动青少年的成长效果会更好一些。

　　做完这个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个验证阶段，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希望用更多地资源，用这个已经被测试过的方法来扩大看一下是不是还可以有用。其实在很多时候，试点项目能做成功，但是做到验证阶段扩大试点的时候，它会出问题。比如有一些团队会觉得我们如果给孩子每天吃一个鸡蛋，提高他们蛋白质的摄入会不会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成绩，可能在试点你会发现这个挺成功，但是一旦推广就会有问题，因为在中国比如试点的时候你是和政府、学校有紧密的合作，每一项工作都能够落到实处，但是到了扩大试点的时候，我见过一个给学生吃复合维他命片的项目，在试点阶段做得很好，扩大试点的时候老师没有人管，可能就一次性把一个月的药给孩子的家长，也没有人认真去监督孩子去吃，所以最后效果完全看不出来。

　　到了第三个，这个时候看到的是政府的影响，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大家很多人很流行说影响政策，但似乎也不是特别容易影响。根据基金会的经验，存在这个可能性，但是难度非常大，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不是简单地缺资源或者技术，一般我们面对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都很大，以为通过这个就能找到一个灵丹妙药，往往后面会吃很多苦头，反而如果聚焦的过程中你是影响人和团队，也可能到第三阶段，也许你不能百分之百达到你的目标，但是由于这个社区利益有一些提升和改变，在另外的角度还能得到一些有效的效果。

　　在中国总体来说，如果你能给资助人展现一个我怎么先从小的地方测试，慢慢地扩大试点，最后带来一个政策影响，还是有很多资助人愿意的。刚才讲到在滇西北做少数民族的早期教育，背后的逻辑是在这种地方政府没有资金去做，营利机构也不愿意去，因为成本太高，当地人的收入也不行，所以早教就没有，但是这种早教对于孩子来说又特别重要，像少数民族的孩子如果不能通过早教学会汉语，养成一些基本的生活习惯，他们到了小学一住校，辍学率会非常高，最后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可能都不能保障。我们头两年想测试的是在比较偏远的少数民族社区，有没有可能在慈善资源的支持下能够做早期教育。

　　多少成本政府能承担，有多少成本需要外界力量，第一阶段两年是在三个县的三个乡镇做6个试点。第二阶段，如果做得有效果，我们就把它拓展到云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的两个地级市的山区看看。第三个阶段，我们的资助人都很了解中国，他也没有要求要有很强的政策，但是他希望他的资源就拿来做一个筹资平台，为孩子们来筹得一些资源，最后有政府的补贴、社会的资助，以及家庭自己付一部分，最终能达到让云南大概55万山区的孩子里有60%能够接受学前一年到两年的教育。

　　这个项目比较能够反映我们设计和执行项目时候的一些原则。

　　我们工作的方法，其中有两块在我们那儿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说一个项目有没有效果，怎么来看有没有效果，这个东西既要有科学性，但是又不能太科学，太科学以后就变成一些专家的游戏。我见过一个项目，大概在中国的云南花了350万美元，他们想来验证基于学校、基于儿童爱好的健康卫生教育可以有效地降低寄生虫复感染率，这个东西本身是个好东西，但是你说如果花了四五年的时间，花了300多万美元，最后它得到的是一系列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个重要还是我们真正找到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最后这个方法被政府拿来用，有用地降低了当地孩子们的寄生虫复感染率，但是很不幸这样的方法目前在国际上比较流行，他们愿意花很多的资金去做这个，他们认为这个调查是可以有效地改革政府的决策，至少在中国和印度有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工作的时候没有这些外部评估，没有这些学术专家，其实也会对我们自己的工作带来挑战，你怎么来保证你所花的钱是尽量花到好的效果。

　　我们在中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经常有人会来挑战我们，说你们的项目到底在帮谁？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帮他们？

　　第一，我们还是会和本地的合作伙伴合作，面对的是弱势群体，我们其中最终希望做好弱势儿童的入学准备和社会准备。

　　第二，我们合作的过程中，一定要让我们本地的合作伙伴他们能力要提高，这样才避免项目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是一个愿景，推动公民社会，对我们来讲在这个合作的框架里，在这方面我们比较看重的是通过合作去影响资助人，比如对一个资助人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想着10%的管理费是个好事情，20%也不见得高，可能5%也不见得低，怎么去判断它。现在感觉我们好多资助人非常有远见，也许他对这个行业不清楚，但他对中国很清楚，这些东西他们还是比较能够接受。

　　这是我们目前的目标人群：

　　第一，最贫困的。在我们的认识里看，不见得和政府的统计数据完全符合。大凉山的两个县可能是中国真正最穷的，还有一些很偏远，没有公共服务。我们现在项目在滇西北、大凉山、青藏高原、南疆（现在没正式开始），我们针对比较多的是少数民族。要做好针对他们的服务，需要真的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就拿双语教学来说，双语肯定比只学汉语好，但如果你有机会真正去社区，真正和他们的老师、家长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对这些孩子来讲，未来要发展、要生存，在资源很有限的时候，学汉语可能更重要。真正你要去了解这些孩子的需求，去找到一些方法去帮助他们。

　　当我们要开始一个合作的时候，我们会对需求进行一个比较仔细地讨论，合作协议一定要事先讲好，我们比较看重你要合作，你的合作伙伴怎么去支持他的长远发展，最终施行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项目质量控制。比如一个合作，一般我们和资助人和受资助方有一年，我们大概会用一个季度的时间把前期工作做好。我们在确立一个合作之前要做尽职调研和风险管理，你怎么去了解你的合作伙伴，到底风险怎么样？能力怎么样？要看哪些方面？对我们来讲不是非得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只是希望了解我们合作伙伴这些领域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有两个核心的标准：

　　标准一，他们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所服务的人群。

　　标准二，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向他们所服务的人群提供服务的渠道，为他们服务的时间和能力。因为有很多机构他们写很好的建议书，但是实际上是漂在上面的，有一些机构，比如它都没有财务管理，项目计划书也写不出来，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东西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弥补，但是去了解一线的需求，还有能和受益群体一起紧密合作，这两个东西是很难用其他方法补过来的。

　　我们开发项目的时候大概看这些东西，这些我相信很多基金会都有类似的，我们在监测上面投入比较高，因为总体我们需要对资助人和银行负责。分两个，一个是项目活动，活动有没有成果，一个是做完了受益人有没有变化，从长期来看三四年以后，直接受益人他们的变化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另外我们有一个基于花费的监测，现在很多团队有一个审计，其实审计是事后的，而且对于花费到底是不是到位了，是不是透明了，其实审计看不出来。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的合作伙伴会基于前面的标准对它做一个风险评估，可以根据风险评估对它有现金流管理，可能这个资金是一个季度拨给你一次，拨给你之前我们可能对你上个季度的花费做一个比较和审核以后再拨第二个季度的。如果你第一年工作下来，三个季度的检查都很好，第二年我们可能半年一次，甚至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合作伙伴是一年一次。

　　项目有一个定位，在我们看来一个项目，如果这个轴满足的是直接需求，这边是对受益人能力的提升，这边最右是价值观和意识，这边影响的是个人，这边影响的是社区，最后影响的是社会。一个项目主要需要在这个地方找到定位，没有好和不好的区别，你可以做直接服务，针对个人，你也可以就针对中国孩子的创新思维，我做社会政策，只是希望大家能了解如果做这边的工作，一般时间长、投入大，风险比较高。做这边比较短，透明、见效快，能看到直接的产出。核心就是给钱的、管钱的、花钱的、受益者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共识。

　　这也是一个我们来衡量这个项目成功不成功的，总体来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边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这边是社会资源的可及性？我们希望目光长远的资助方应该多看看这儿，成本比较高、社会资源比较少的东西，通过他们的工作，要么把成本降低一点，或者通过他们的工作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社会现象了，更多人来资助了，从而往右移动，但是现在我们内部做过一个不太成熟的调研，现在好多基金会的聚焦还是聚焦在解决问题成本低，社会资源比较多。现在已经出现新农合、彩票公益金，国字头的基金会和民办的基金会一起来抢简单先心病病孩子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做的项目大致的情况，这是未来我们想做的穆斯林的女童，因为她们目前的教育情况和健康意识情况比较严重，这边是一个南疆，在这边工作主要靠合作伙伴，比如说当地的机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的，但是那边的孩子非常需要帮助。

　　这是今天大概给大家讲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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