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鹿永建 新华社国内部评论室副主任

整一个月前，6月12日下午，跟随父母在广州打工的15岁的王涛用刀杀死了母亲、砍伤了父亲。

就是这个少年，他脑子里还有着当导演、编剧、作家、推销员、设计师的梦想。问他，为何举起屠刀？他说：父母限制了他的自由！

事发之后，广州及全国大哗，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如何避免新的悲剧？人们议论纷纷。

我看到了部分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弟的三个贫困。

一是教育的贫困。农民工子弟进了城，大多数时间应当呆在学校里，那是一个有梦、有知识的地方。王涛在老家是留守儿童，与父母分开，但有学上。进城之后，回到父母身边，但却没有学校可上。像王涛这样的少年太多了。

二是爱的智慧的贫困。我不说王涛与父母间没有爱，缺的是爱的智慧。王涛十六年人生岁月里，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四年。到了父母身边，父母在经济供给上对他也不错。他却感觉不到亲情的温暖。他不能体察父母之苦，父母不了解他的梦想，近在咫尺，沟通不了，仇恨日增，终于爆发了血腥暴力。

三是同辈友谊的贫困。王涛这位进城农民工子弟，没有同学可以交往，没有其他家庭可以串门，孤独无依，只能与老家同学在网上聊几句。他的情绪无处渲泻。

新公民学校的建立，让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三个问题解决的崭新希望。

第二个问题怎么办？谁来向这样的家庭伸出帮助之手，谁来帮助王涛父母学习爱的智慧？谁来帮助王涛们的父母学会与孩子沟通？应当是我们这些在北京或在其他城市的家庭。

21年前，1986年的7月初，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我坐火车来到北京。我在江苏沛县农村长到17岁，老家人喜欢说我们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老乡。然后我在山东大学上了四年大学，21岁到新华通讯社工作。我成了北京人，一个城里人。

我永远忘不了把我的行李从火车站送到新华社的那位出租司机，一个北京人。他把我的柳条箱从车上搬下来，问我：哪儿人。我说：江苏人。他说：就在北京安下家吧。

21年前的北京人欢迎我来到北京，并祝福我有一个自己的家。今天，我有一个喜乐、和谐的家。我祝愿在北京打工的各地父老，如果上苍为你打开这扇门的话，你在北京也有一个喜乐、和谐的家。我要说的是，这样的祝愿要落实在行动上。这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

我的儿子鹿约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学生，这个班有个热心公益、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家委会，我是家委会委员之一。6月，看到新公民学校工程即将启动的消息，我与家委会的沈树忠、朱焱和班主任赵春菱商量：南都基金会要在全国建一百所针对农民工子弟的好学校，公益性质的。我们这个班的四十多个家庭，大家一直想做些公益事业，可以与将来在北京的新公民学校的一个班的家庭，进行手拉手的活动，授人玫瑰，手有余香。何况，我们现在的这些家庭的条件，虽有个人奋斗，更离不了社会提供的机遇。

大家一致同意，说，我们实验二小是一所在全国有影响的学校，我们应当提倡一个理念：条件好的公立学校的学生的家庭，应当出于爱心和社会责任心，帮助各地的新公民学校的学生的家庭，首都的家庭应当先带个头。家委会和老师一致同意，新公民学校未建立，我们先预备自己的心。

帮助别人的家庭，祝福自己的家庭。这是我们的手拉手活动的愿景。

在与北京西城区关爱家庭中心一些对于建设中国家庭特别有情怀的人士接触过程中，我们已经接受一种理念：家庭有着极其珍贵的价值，家庭决定一个人的品格，品格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也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我们愿意为建设自己的家庭而学习、而努力，也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家庭。

我不是说我的家庭十全十美，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实验二小二六班所有家庭都是和睦的。都市家庭也面临各种危机，如何帮助别人呢？我刚才说过，要学习，我们家委会组织过一次讲座，主题是培育男孩，兼谈培育女孩，结果非常受欢迎。

我坚信，帮助别人的家庭，自己的家庭必得祝福。人称美国家庭保护者的詹姆斯·杜布森博士在一本书中说过：当你的情感处于特别的困境之中时，能到解脱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帮助比你更困难的人。这里面有极大的奥妙，是心理学的真理，更是一种永恒的人类美好价值观。

我们也要向新公民学校学生的家庭学习，相互学习是我们的基本态度。我们与新公民学校学生的家庭手拉手，是平等的，因为他们身上必然有我们身上没有的美好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们向他们学习的过程。平等交流，相互学习，互相促进，这样才是互利，快乐的，才能持久。我们希望他们也接纳我们。他们的孩子也接纳我们的孩子。

为了把这件事能够长期、持久地做下去，离不开学校的支持。我们还要借助一些专业的民间机构，比如西城区关爱家庭中心这样的平台，因为孩子将来会重新分班、甚至升入初中，等等，借助一个关爱家庭的机构，就可以有持续性。我们需要媒体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们需要大家理解和关注。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专业上的困难，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的志愿帮助。当然，更离不南都基金会和新公民学校的支持和配合。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