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通讯员  蓝志

投身希望工程这项崇高的事业，令人生命飞扬，创造性如涌泉奔突，“真实地有责任感地生活”之信念在希望的事业中砥砺升华。当某一天希望工程圆满画上句号时，我会由衷庆幸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平民子弟这样的好机会；我会心存感激地对所有关心支持这项事业的有识之士，对理解帮助我的领导、同事、朋友和我的亲人，道一声：谢谢！ 

——徐永光（载《人物》杂志1998年第2期）

对于徐永光来说，从事希望工程这个事业或许算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已将希望工程旗帜郑重地移交到了接班人手中，并因此一度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他从事的另一项崭新的事业又从零起步了，而且一起步就令人嘱目。

这个新的事业堪称世纪难题。徐永光注定了是中国公益事业的拓荒人。也有人称之为“凤凰涅槃”。

世纪难题——农民工子女教育

城市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从他们称谓的演变也可以窥见社会对他们这一特殊群体的看法和认识的转变过程。他们最初被叫做“盲流”，后来叫“打工仔”、“打工妹”，再后来叫外来人口、流动人口，而“城市农民工”这一接近准工人的称谓则是近几年产生的。但不管他们的称谓怎么变，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他们都要生儿育女，他们的儿女都要接受教育，由于他们是流动的，就产生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或者“留守孤儿”这样的特殊群体。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儿童“都是祖国的花，中国的娃”（引自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创作的朗诵诗《我是谁》）。

徐永光介绍，2002年全国妇联、儿基会联合调查显示，当时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有一千万人，失学率为9.3%，近百万儿童失学。而十多年前的希望工程统计，农村贫

困地区失学儿童也是百万余人。相隔十年，两个一百万，数字虽相同，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十年前，是因为经济的贫困，偏远的农村学生因交不起20元学费而失学。十年后，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歧视性政策鸿沟，导致在繁华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无学可上或上不起学。

徐永光认为，前者即便变成文盲对社会危害不大，因为那毕竟是地域和环境造成的，善良朴实的农民和他们的后代可能会“认命”。但后者是体制造成的，当若干年后，等这些新移民的第二代长大了，被边缘化，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很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可能成为定时炸弹和活火山。这使他想起了法国巴黎的骚乱，那也是北非和阿拉伯移民的后代引起的。

据2006年9月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最新数字：我国城市流动儿童达到1000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已达2000万人。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披露，未来20年将有3亿左右农民进入城镇，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将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未来20年内，“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动态累计数预计将超过1亿人。

中央要求以“输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承担“流动儿童”教育责任。然而，公办学校资源不足，不可能做到对农民工子女入学一视同仁，敞开大门。这使城市政府面临两难。

进城读书困难，孩子只好留守家乡。由于缺少亲情和正常家庭教育，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心理问题，有的出现道德失范，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危群体。湖南、深圳的统计数为50%。有的地方家长提出办寄宿制学校解决留守儿童上学问题，但地方政府没有这个经济能力。2006年湖南《留守儿童调查报告》中，一位劳动力输出地乡镇干部说：“我们只考虑为农民抓票子，没有考虑为农民带孩子。”

如何确保“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无疑是一道世纪难题。

一直为农村孩子上学操心的徐永光，敏锐地洞察了这一特殊群体面临的教育困局，并且焦虑万分。这个难题不破，不光对农民工子女本身，对国家、社会都会造成不堪的后果！他说：“这件事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帮助他们，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上下求索——锲而不舍解难题

2002年的一天，一位曾在青基会工作过后来又离开的年青人突然来到徐永光办公室说：我想办农民工子女教育。徐永光一拍桌子忽地站起身来：“好！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特事特办，通过希望工程渠道资助50000元，外加捐出自己获得的全国两基教育先进个人奖金3000元。年青人就用这53000元办起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这位年青人就是后来名动京华声播海外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黄鹤。

黄鹤的学校一年多时间生源猛增到1000多人，并有不断增加的势头，开始有点招架不住了。

行知学校的实验证明了社会对打工子弟学校强烈的需求，这为徐永光胸中酝酿的宏伟蓝图找到了注脚。

在2003年三月份的全国政协10届1次会议上，徐永光递交了一份《依法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提案，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8月6日，教育部作了认真答复，虽然答复的结果并未有大的政策突破，但农民工子女教育开始进入国家政策的大视野。
当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看望了玉泉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师生。温总理在黑板上写下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几个大字，宣示了政府的决心。

11月，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有关文件，文件规定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小学为主”解决流动儿童就学的政策导向。

这些大环境为后来中国青会启动“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作了最好的政策铺垫。

徐永光说，当时他的好朋友，嘉里粮油集团副董事长钱兴忠先生告诉他，郭鹤年先生有意向中国青基会捐款5000万元，支持希望工程。徐永光当即回答说，太好了，我们正要办一件以前不敢做的大事情，就是救助进城农民工子女上学。

2004年1月，由嘉里粮油捐助5000万支持的“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 启动，分5年资助家庭困难的农民工子女上学（每人每年600元）。至今已救助8万多名。

从第一次提案至今，一晃三年过去了，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

在刚刚召开的全国政协会上，徐永光委员又就此提出了两提案。一是《关于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门槛，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建议》，一是《关于加大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建议》。这两个建议案是徐永光委员多年来调查研究思考的结果：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关健是“修法”；

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关健是“寄宿”。他相信已经找到打开“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两把钥匙——目前制度背景下最好的“解”。

在关于“修法”的提案中，徐永光指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困境，原因是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设置标准过高，农民工子弟学校难以企及”。为此，他提出：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条中关于‘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的规定。对于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该适当降低设置标准。

在关于“寄宿”的提案中，徐永光指出：“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来说，通过寄宿制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和集体生活,有助于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缺失家庭教育的儿童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和人际交往能力，有利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同时可以降低留守儿童的安全隐患。”这一切都取决于资金的投入，但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他建议：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加快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步伐。全国现有农村留守儿童约2000万，经估算，按照学生宿舍和配套设施生均3平米、每平米造价500元计算，投入300亿人民币即可基本解决留守儿童寄宿制的设施建设。当然，还必须配备负责任、有爱心的老师来管理和指导寄宿学校的留守儿童。

殊途同归——为历史抢救未来

2005年，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首届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徐永光在完成大会之后从人们的视线中悄然消失，令许多关心他的人颇费猜测，直到在中央电视台《春暖2007爱心总动员》专题节目中以南都公益基金负责人的身份露面并宣布：南都公益基金首期拿出1000万元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时候，人们才惊叹徐永光原来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有一个小插曲是，在他电视露面的那一刻，他的短信爆棚了，有人称他为凤凰涅磐。

人们都在打听：“南都公益基金”是那里来的钱？徐永光现在才“开宝”：出资人是浙江南都集团。基金会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公司还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公益基金，今后将根据需要继续给基金会捐赠。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是温州人，与徐是同乡加朋友。十八年前，他们俩几乎同时下海，周从事商业营利行业；徐从事非营利公益事业。当年面对惋惜和不解的朋友，徐永光说：当官的把官做大做好，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做好，我办公益就把公益做大做好，此生足矣。如今，他们都很成功。周把生意做大了，要把“实现自我，回报社会”的理想付诸现实；徐成功运作了一个公募基金会，还希望做一个优秀的非公募基金会。周与徐可谓殊途同归。

徐永光在一次与好友周庆治的小聚中谈到了自己的理想，谈到了自己的公益报国之心，新华网曾发表过他的一篇访谈，题为《志愿精神救中国》，面对国人多重金钱而轻道德的现实，徐永光高呼：“志愿者快快行动起来，救人心，救中国！”。

十八年来，徐永光并未因希望工程越做越大而欣慰，忧虑反而越来越深。“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朋友，他这样自我解嘲。

他忧虑的是什么？是“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农村贫困孩子的教育问题刚刚因国家“两免一补”政策而有所缓解。城市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又冒了出来，而且，后果更为严重。徐永光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件事，那就是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淌一次露水。

徐永光的想法与周庆治不谋而合，南都集团全体股东也一致认同把资助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的公益项目，作为南都基金会的选择重点。

徐永光认为：企业基金会从设立动机看有三种层次：一是“急功近利型”，在捐助过程中注重换取实际利益；二是“公司发展战略型”，虽无短期的商业目的，但希望借此提升公司形象；三是“公共利益型”，不谋求任何公司或个人直接或潜在的商业利益。周庆治明确无误地表示：要办一个完全致力于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基金会。为了体现这个决心，他提出基金会不要冠南都之名。

还是徐永光的坚持：公司基金会冠公司名，这是国际惯例，不必避讳。况且，我们的目标就是做一个标准规范的公司公益基金会。

老子曰：“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记得徐永光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要从超凡脱俗，到超凡入胜，再到超胜入凡，才算到了境界。徐永光是在往下走，往民间走，往草根走，越走越接近人的本位。但是，他何时能真正“入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