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们参加“一个母亲”的线下心理支持活动。受访者供图

“离异后我的内心充满不安，对自己和孩子的未来非常担心。直到我参加了‘一个母亲’组织的‘百日变身’小组，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也结识了一群单亲妈妈，她们成为我的社会支持的一部分。”2022年12月27日，由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简称“一个母亲”）主办，好公益平台支持的“让独自抚养不再难——关注独抚母亲的困境和需求”媒体沙龙上，单亲妈妈妙妙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本次活动中，与会者探讨单亲妈妈群体的困境和需求，分享了社会组织为单亲妈妈提供支持的有效工作经验和成效。

单亲家庭需多方支持

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离婚率为3.4‰，据推算，离异、丧偶的单亲妈妈总计超过2000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春泥介绍，近年来，离婚单亲开始向流动人口、农村留守人口拓展，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的数据显示，城镇单亲家庭多于农村，但2020年的数据显示，农村单亲家庭的孩子多于城镇。这对中国家庭长期以来形成的“双系抚育”制度提出了挑战。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崔效辉介绍，单亲家庭面临着多重困境。首先是经济困境；其次是家庭亲职角色单一；再者，低收入单亲家庭还意味着低健康水平、低职业技能、低水平的家庭支持与低水平的社会支持；此外就是社会环境不友好。

2018年，全国妇联十二次代表大会首次把单亲家庭作为妇联的工作对象；2021年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将单亲妈妈作为妇联的工作对象；江苏省《“十四五”妇女发展规划》中也把单亲妈妈作为单独的工作对象。据了解，过去10年来，南京市妇联与社会组织通过项目化方式为单亲家庭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精准化服务。然而，从就业、教育、健康、医疗、社会救助等多方面来看，尚缺针对单亲家庭的专门性社会政策。

崔效辉认为，单亲家庭的儿童尤其是低收入单亲家庭的儿童更容易成为困境儿童。数据显示，2017年南京市玄武区的127名困境儿童中，来自单亲家庭困境儿童有58名。2021年，南京市江北新区调研数据显示，有27.82%的困境儿童来自单亲家庭。

“低收入单亲家庭的儿童更容易成为困境儿童，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家庭收入低，二是家庭亲职教育单一。”崔效辉认为，社会组织在服务单亲家庭方面具有优势。

社会组织的有效服务

针对单亲妈妈群体的帮扶，江苏已有不少实践。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社工系的教师在2012年成立了同仁机构。这10年，同仁机构不断推动单亲家庭服务的精准化和专业化。

2013年，同仁机构与南京市浦口区妇联以项目化方式开始了单亲家庭服务合作。2014年，南京市妇联在主城区推广单亲家庭服务项目。2016年至2018年，江苏省妇联支持继续推广这个项目。

随着服务的开展，同仁机构转变角色，为社会服务机构提供能力建设、项目立项支持、评估以及筹款等支持，从一线“临床服务”变成了支持性服务。2018年至2019年，广东省唯品会慈善基金会支持同仁机构在长三角地区建立单亲家庭服务生态联盟。2019年同仁机构还在南京大学举办“全国首届单亲家庭学术研讨会”。2020年同仁机构与南京市妇联、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合作，研发南宁市《单亲家庭服务指南》（地方标准）。

近年来，南京市各区妇联也陆续把单亲家庭作为区级妇联购买资助公益项目的重点领域，在每个主城区至少都有一家社会组织在做单亲家庭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就业改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亲子关系改善、心理健康促进等。项目资金除了妇联资助，还有一部分来自民政部门、基金会的资助以及互联网筹款。

另一家社会组织“一个母亲”，则通过在自媒体上发布图文、音频、视频等方式触达近5万名独抚母亲，把高质量、有针对性的服务递送到各个角落。

“一个母亲”现有不同功能的社群30多个，社群成员都是单亲妈妈，她们可以倾诉和分享。“一个母亲”可以直接服务到6000位单亲妈妈，机构链接了专业律师、心理咨询师、养育专家等资源，为妈妈们提供有效的、及时的服务。对特别需要干预的单亲妈妈，“一个母亲”会开展一对一的心理支持和有针对性的团体小组服务。妈妈们也可以在线下相聚，获得更多社会支持。

7年来，“一个母亲”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服务模式。该机构项目总监刘蕾说：“我们从不把单亲妈妈当作困难群体对待，而是发挥优势和激发潜能，通过专业的支持，一方面缓解困境，一方面促进单亲妈妈的自我成长，让她们在最难阶段获得有效支持重新站起来，将困境变为改变的契机。”

需政策改善与公共倡导并举

此次沙龙上，与会嘉宾均认为，近几年从国家到地方都已开始关注单亲妈妈群体，但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层面，对单亲家庭的支持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在政策层面，目前尚未出台针对单亲家庭的专门性政策，对单亲家庭的支持大多限于低收入家庭帮扶的范畴。在法律层面，可进一步优化民法典中相关条款和细则，调整抚养费标准、强制抚养费落实、明确家务劳动价值和补偿，保障单亲妈妈的就业权等。在数据和研究层面，需加强对单亲家庭的系统性研究。在公众教育与社会倡导方面，需要持续不断地推动，营造友好的社会氛围。

“一个母亲”负责人俞江丽认为，应切实健全抚养费的执行机制，把抚养费与个人信用等挂钩，保证抚养费能落实到位。她还建议为单亲妈妈群体开展专门性的就业支持，包括为她们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基金、低息贷款等。

崔效辉提出，解决单亲抚育问题需多方协力营造友好的社会环境，推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建设。“我们还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公共教育与倡导，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单亲家庭是多元家庭形态中的一种，单亲家庭的儿童同样可以健康成长。”崔效辉说。

张春泥认为，消除对单亲妈妈社会偏见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单亲群体被更多人看见，“不仅是被媒体和公众看见，更要被政府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看见，这样才能有更多研究和支持性政策出台。此外，还要防止对这一群体贴标签，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单亲家庭的孩子最终都能成长为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对社会有用的人。”张春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