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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观察
没钱没地位,乡村老师能“拯救”农村教育吗?
兰茜,曾服务于乡村教育公益机构,走访过数间乡村学校 2019-09-11

教师地位的变化,背后正是时代的巨大变迁。当社会的胃口被快钱和高速发展喂大,“变现”太慢太远的老师,尤其是产出更慢的乡村老师,人们没有耐心等了。


一份低薪而低地位的工作,能吸引多少有才干的人呢?我不认为一份职业仅靠牺牲和奉献精神(纯粹出于热爱的永远是少数)能长久持续地向上发展,它一定有赖于基础条件的整体提升,这包括了职业要求、整体职业环境和社会评价等等。


关于“村小”,一些人可能还停留在破败的校舍、泥泞的操场等印象中。过去几年,我曾经走访过多个省份的数所乡村学校,发现大部分学校(除了像凉山州那样的特贫地区)都已经有了明亮的教室和食堂,装配了电子教学设备,只是不同地区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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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广元某县某村小,虽然坐落在大山里,但有塑胶跑道、录播室、科学室、广播台、6人一间的学生宿舍,宿舍还有卫生间和沐浴间。 © 兰茜


但在“硬件”逐渐跟上的同时,代表着“软件”的更现代化的教育理念甚至教育创新,依然是少数。



▌教育创新的少数


在广元利州宝轮镇的范家小学算是其中之一。学校的教室里,没有排排坐的桌椅,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张沙发,孩子们想在哪儿就在哪儿,甚至可以跑到讲台上。这所学校已经实行项目式学习(PBL)好几年。比如以“花”为主题的课程,随着课时的推进,老师会带孩子们去田野里观察、画花的结构图、查找花的种类,画思维导图等等。学校还设置了美术、手工、戏剧等等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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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范家小学的课堂上,孩子们大方而活跃,不时举手大声说,“我有意见要补充!”“我不同意!” © 兰茜


在贵州大山里的另一所村小,教学楼楼道里有书架,教室里也有图书角。一下课,孩子们就围着这些书阅读、讨论,上课铃响时才依依不舍地跑回去。学生们还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自己管理图书馆,高年级还会带着低年级搞阅读活动。这所村小还有足球队、戏剧班、绘画课等等,足球队拿过全县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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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小”学生们在楼道的图书角阅读。 © 兰茜


翻转课堂、思维导图、丰富的课外阅读、多元的兴趣活动……这些“教育创新”的乡村小学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有人在积极驱动。

在贵州的这所村小,是其校长凭一己之力,在资源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四处奔波寻找公益资源,才把几近倒闭的学校“救回来”,建成了一所理想学堂。范家小学的校长思想开放,积极引入创新的教育方式和资源,放手让老师们去尝试,还联合了周边十几所学校组成“小规模学校联盟”,共享教学资源。这位校长说过一句特别有力的话,“他们总说乡村学校缺少资源,都是胡扯,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教育资源,城里还没有呢”。

我还接触过大量优秀的乡村老师,有人主动申请调到被放弃的村小,有人在同事的嘲笑下依然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们用自己的教育热情推升了整所学校的教学质量。

但残酷的是,这些热爱教育同时又有行动力的老师,在整个乡村,我估计不到20%(我的另一位公益同行,更悲观地认为不到5%)。也就是说,他们只是目前乡村教育的一些离散值,远离平均数,远离大多数。

那绝大多数孩子面对的学校是什么样子呢?绝大多数普通老师是什么样子呢?我在这里试着呈现一些片段。



▌另外的大多数


在公益机构工作时,我经常去各个乡村学校走访,在乡村老师中,普遍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学校行政任务非常多。老师们提到最多、对教学工作影响最大的,便是学校行政任务的多、重。乡村小学现在基本上成了乡村治理的前哨岗,各种各样的事都交给老师执行,比如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精准扶贫等,当然还少不了教育界的义务教育均衡检查、“薄改计划检查”等。一些地区的消防、交通部门也会去学校检查,或者要求学校办活动或准备材料。老师们面对的,是文山会海、无数的表格、突然的贫困户走访、突然的上级来访检查……“教育”这件正事却往往被滞后。

第二,学校有较大教师缺口。我去过的乡村学校,有条件极端好的,也有极端差的,有两个学生的班,也有挤满五六十人的班。从中间的水平来看,学校的基本情况是学生100-300人,老师15人上下。这个师生比不算低,甚至比一些城里学校都高,但是如果从“师班比”来看,却是另一个情况。2014年农村地区“师班比”的统计数据是1.93:1。


农村学生大量进城,农村学生减少,抬高了师生比,然而班级却没有相应大幅减少,农村老师往往要兼顾好几个班级甚至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课。大部分乡村学校的老师供不应求,尤其是艺体科特长老师,基本处于空缺状态。与此同时,国家对教育课程多元化要求越来越高,课程要求越来越多,而且还会检查。于是老师们不仅每天都奔波在不同教室之间,而且要写事无巨细的教案(督学会检查),不会上的课就硬上,或者让学生自习。不少农村老师周课时会超过20节(长期支教志愿者无疑能缓解农村老师的负担)


第三,教师流动性高。《教育蓝皮书(2017)》的一份关于乡村老师的调研发现,超过90%的老师渴望到城里教书(调研涉及两千多名乡村老师)不同于多年前的代课老师,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变迁,现在很多乡村老师已经脱离农村生活,将家安在县城或者镇上,只有工作地点在村里。工作时,他们要么住在学校里教师流转宿舍,要么住在城里的家,每天坐车往返。为了让生活(家)和工作不这么割裂,一些老师会想办法调到城里。


现在的乡村还有一批年轻的“特岗”教师,这是国家的乡村教师补充政策,初衷是很好的,但这批老师也基本会把村小作为跳板,呆三五年就调到城里。流动的不只是他们的工作单位,影响更大的是他们的“流动”心态,一些老师会因此对教学应付了事,对关爱孩子的生活和情感更提不上兴趣。


在这几座大山之下,老师们对工作的怨气非常大。一位乡村老师给我发的信息曾刺激我发过一条朋友圈,引来了许多老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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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茜朋友圈截图。 © 兰茜

▌在农村的“小人物们”


几乎所有乡村老师都会面临上述外部环境,但面对同样的环境,为什么一些老师和校长就能突围呢?


在我看来,任何工作都基本上呈现着一种近似“正态分布”的形态,左尾部20%左右是最优秀、最有内驱力、最热爱这个职业的,右尾部20%左右是最懒散、最不负责、最自甘堕落的,而中间的60%是大多数。我想这60%的老师的心态跟很多职业白领是一样的:


我找了这份工作,我会做好本职工作,也会按照上级指示把工作完成,但是工作压力太大要求太多时我会承受不了,我并不会主动去出头或改变什么,也没有很强大的能耐去超脱,有机会时会偷偷懒,但也很在意落到我头上的工资绩效奖金和名誉。

当这样去理解乡村老师,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崇高的“灵魂工程师”或燃烧自己的“红蜡烛“时,我们会以更加“人”的视角去看他们,注意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需求和特征。


比如前文提及的,许多乡村老师每天必须坐车往返城乡之间,这给他们带来很大动荡感。在我的观察里,现在的教育系统只是把老师作为一个工具,作为到达儿童教育的一个管道,而没有把他们当作主体的“人”。同样,大量的公益组织也是这种将教师过于功能化的思路。于是,即使是那些为教师提供的服务或支持(无论是国家大型的培训计划,还是公益组织大大小小的教师培训),也都是局限在专业上的,比如教学方法、理念、工具等。


没有多少人关注过老师也有很多个人发展上的迷茫(比如到底要不要调到另一所更好一些的学校去),很多家庭照料上的困难(比如住在村里的流转房,自己的孩子却在城里留守),很多人情上的负担(比如家长不停找事、同事内斗),很多身份认同和舆论的压力(比如当地人觉得读书无用,常常感到孤独无力)……


人们往往觉得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农村教育就能得到质的提升(况且培训是不是真的有效也要打个问号)实际上,往往是这些真实的生活在影响着大多数普通老师与学生相处的过程,影响着他们对这份职业的认同感。尤其当农村留守儿童需要更多的情感上的关照(而不仅是成绩上的提升)时,老师之于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已经不言而喻。只有当这些老师在整体上是一批有职业幸福感和获得感的人、有自洽而稳定的个人发展,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才可能得到更多保障。


但社会一方面把在一些“被淘汰的人”扔到乡村(教师资格的低门槛导致大批并没有能力做好这件事的人被安放在了这个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又没有为这个位置上的人提供足够的支持,同时,在一个基底虚空的基础上,又对教师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提出无限要求——被拉扯的教师,怎么有能力去承担?当老师自顾不暇,又如何顾得好孩子?


“教师的职业倦怠感”,我在很多校长和老师口中反复听到这个词组,这也是在很多职业中都存在的现象。城市白领的职业倦怠感可能只是会影响公司的盈利,但老师的职业倦怠感,可能会影响到一代人。



▌这种大环境可以改变吗?


当我们把老师看作一个普通的人,造成他们如此境况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也会更加清晰。在一个社会中,最突出的“特异值”往往是超越结构的,而普通人是被结构深深塑造和影响的,沉默的大多数背后往往是制度和结构在起作用。如果要彻底改变这60%,有待于大环境的调整。


如果我们把乡村老师想像成一个城市中产白领,月薪12k+,有年终奖和绩效提成等福利,并且有人人羡慕的社会经济地位,乡村教育会是怎样的面相呢?


这个“脑洞实验”里暗含的正是乡村教育衰败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从业者职业基础条件的不堪。这源于近几十年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包括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优先”、大城市发展路线等等。这些发展路径不仅造成了资源上城乡不均的“内生殖民”,更是通过对经济焦虑的过度强调,使得教育被边缘化。


简单概括起来,乡村老师面临的环境有两点最突出特征,用大白话说,一是“没钱”,二是“没地位”。


“没钱”反映到地方上,便是县里的资源优先照顾城里,村里要校长跑断腿才可能得到一些资源(包括修缮经费)的确,现在有许多乡村教育扶持政策,但任何政策都是嵌入在地方人情关系及行为者的思想品性中完成的。在我每次提到国家支持政策时,一个乡村校长就摇着头说,“假的假的”,然后给我讲发下来的书是如何没法看、县里是如何虚假应付均衡检查……即使这些“假的”是个别现象,从整体教育经费投入数据上,农村依然明显落后于城镇,“扶持”和“优先”在实操中是完全两个概念。


虽然工资有稳定保证,在当地的职业收入来说也不算太低,但面对着日益上升的物价和飙升的房价,生活的重担反映在每个老师的口中,便是对工资的不满。如果一个社会足够重视教育、重视教师作为智力工作者的贡献,那么教师的薪酬不应处于这种勉强维持的水准。


在现在,教师资格证并不难考,师范校或相关专业往往又是成绩不怎么突出的学生的选择,经常用来保底。但在二十年前,考上师范生却是很荣耀的事。一个江西的乡村校长说,他当年是县里的第一名,于是选择了师范校,“我是第一,当然读师范啦”。这位校长在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亲历了从“高地位人才”到“边缘弱势群体”的变化,他发现,甚至当年不如他的一些人现在反而瞧不起他的职业。


教师地位的变化,背后正是时代的巨大变迁。当社会的胃口被快钱和高速发展喂大,“变现”太慢太远的老师,尤其是产出更慢的乡村老师,人们没有耐心等了。


一份低薪而低地位的工作,能吸引多少有才干的人呢?我不认为一份职业仅靠牺牲和奉献精神(纯粹出于热爱的永远是少数)能长久持续地向上发展,它一定有赖于基础条件的整体提升,这包括了职业要求、整体职业环境和社会评价等等。


▌会出现聚少成多的变化吗?


在整体基础条件提升之前,我们不能让孩子牺牲在这样的社会设置之中。国家是个庞大的机器,船大难掉头,民间力量的介入,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缓冲不平等给农村孩子带来的冲击。目前有很多公益机构深入学校内部,在各个层面支持农村学校教育,尤其是从业者——乡村教师和校长。


有从宽度上去拓展的,比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为200人以下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对接公益资源、提供教师培训、搭建社群;“互+计划”提供互联网授课平台和课程,为乡村学校补充音体美等兴趣课程,减轻老师负担;“青椒计划”专门支持青年乡村教师的成长;马云乡村教师奖和校长奖选拔有巨大影响潜质的乡村老师和校长,为他们提供从资金到资源上的一系列支持……


有从深度上去着力的,比如“亲近母语”的阅读推广;“担当者行动”针对乡村老师的“阅读领航员”;“一公斤盒子”通过教学工具培育老师们创新教育方法和能力……


有了他们,乡村教育会更好吗?我不敢说整体上的变化,但至少,乡村孩子和老师不会因为处于社会底端而变得更差。虽然关照老师生活和个人发展的公益项目依然有限,但因为这些公益组织的支持,那些热情而主动校长和老师们,本来在当地很孤独,逐渐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开始更积极地去行动,甚至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其他老师。而那些60%的普通老师,其实只需要周围人的带动和影响,其主动性就会渐渐激发出来,然后去尝试改变。


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离散值、那些零星的点,已经在渐渐地把那些平均值往靠近他们的方向拉拢,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连片效应。这种推动并不容易,也需要时间,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一个斜率上扬的趋势。聚少成多,大的变化总要通过这些小变量逐渐发生。


在中国,民间力量有限,而乡村学校基数庞大,公益组织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改变整个乡村的现状,只能起先导和补充作用,乡村教育整体面貌的改善依然需要国家的推动。但在国家整体发展形态变化前,各种力量的共同介入和发力一定可以让乡村教育注入更多希望,直到范家小学不再是唯一,而是典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