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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专栏
中国慈善的三个阶段和三大趋势
徐永光 2016-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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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徐老师在2016国际公益峰会——共享与慈善上的讲话
中国慈善的三个阶段和三大趋势

昨天参加香港马会国际慈善论坛,聚焦的话题是共享价值。今天在中国慈展会国际公益峰会,也讨论这个话题。看来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正在走向共享。卢德之先生提出,共享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也许,共享主义更容易形成共识。


本人从事公益行业28年,我想从公益慈善发展的历史和未来趋势的角度,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益慈善领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国让民进,慈善启蒙阶段。从80年代开始,特点是政府改革放权,成立了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动员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让公众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这一阶段,慈善动员模式是以需求为导向,在项目设计、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等方面做得比较好,在学习借鉴世界慈善经验和模式方面也很有成效。希望工程是一个代表。当然,这一阶段,政府还没有让开很大空间,慈善还有很强官办色彩,没有政府支持的慈善组织还不能合法注册。


第二,国强民弱,资源逆流阶段。2005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这8个字本来很好,但各级政府又在后面加了4个字,变成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二税源”。许多地方政府发动了慈善风暴,政府动员,强行摊派,以权谋捐。08年汶川地震,760亿捐款8成进入政府账户;玉树地震,政府要求基金会所有的捐款上缴给青海省政府。不尊重公民自愿参与慈善的权利,捐款使用不透明,绑架了民意,伤害了爱心,导致公众对慈善的信任度下降,于是出现了包括各种美美事件,各种慈善丑闻。慈善行业一度乱象纷生,乃至给了陈光标这样的小丑以可乘之机,把慈善文化搞乱了。


第三,政社合作,官民互动、博弈阶段。十八大之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建立慧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政府加大购买民间机构的服务。特别是慈善法的出台,厘清了慈善的公私关系,保护公民参与慈善的权利。特别是刚刚实施的《慈善法》,明确限制政府权力进入慈善募捐,任何不尊重公众权利的募捐摊派和变相摊派将属于违法行为,要依法受到处罚。我相信,许多地方政府不会那么自觉地放弃把慈善捐款当成第二税源、以权谋捐的“好事”,摊派和变现摊派捐款还会发生。这要靠什么?靠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运用《慈善法》,抵制这种行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也是我们共同创造良好慈善生态环境和慈善文化的公民责任。

 

中国慈善发展的未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技、市场、公益的融合,跨界合作创新,共享价值,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也是世界慈善发展的潮流。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将出现三个大的趋势。

 

第一个大趋势是互联网带来公益变革。


互联网对于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价值,一个共享模式的普世价值;一个是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带来的特殊价值,借助信息化,获得后发优势。


互联网一出现,就预示着科技创新,带来市场创新和社会创兴。我是中国互联网的早期推动者,在90年代组织了三届中国互联网大赛。2000年与搜狐张朝阳对话,我就说,你们互联网企业就像是公益机构啊,让消费者免费使用,获取信息和服务。


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据1998年“信息社会指标体系”(IDC)对55个国家的信息化水平和能力进行的分析评定,中国综合排名第49位;在46个国家中,中国计算机每千人拥有量排在第44位。2016年1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达9.8亿户。同样据IDC发布的报告,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中国已占了一半。


腾讯99公益日,是互联网+公益,人人公益的中国创举,可能可以拿到世界级互联网公益的金牌。

 

第二个大趋势是社会企业运动。


什么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就是把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商业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但是中国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而一部分企业成了制造社会问题的主谋,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矿难、尘肺病、血汗工厂等等,都是企业干的。我们除了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还因为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存在巨大的社会需求,缺乏有效的供给,如教育、医疗、养老、社区服务、扶贫等领域,有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


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去库存、补短板、惠民生。可以说中国有很多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有很多的社会需求需要满足,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经常面对的困境是,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但该做做不好;NGO缺钱、缺能力、缺乏效率和好的机制,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能力,有技术,因其趋利不愿做;于是,天降大任于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就是面对社会问题、社会痛点,在市场部门、公益部门和政府部门都做不好,做不了,不愿做的困境下,担起责任,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未来,企业不一定把更多的钱捐出去,而是把更多的钱投入社会创新,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


机会很大,可以又做好事又赚钱。

养老产业8万亿人民币(2015年4500亿)

医疗健康产业8万亿

民办教育3万亿

环保产业5万亿

普惠金融数万亿

扶贫产业数万亿

有机农业数万亿

残疾人就业数千亿

家庭服务业数万亿


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给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用公益的目标做商业,既做好事又赚钱。何乐而不为?

 

第三是跨界合作平台发展,跨界合作平台的价值链将把所以公益利益相关者联系在一起。


中国缺少慈善资源,但又有很多基金会有钱花不出去;中国缺少好项目,但又有许多好项目找不到钱;政府有钱,有很多硬件设施,但不知道在里面装什么东西;企业做慈善,也不知道从何下手。需求很大,资源、产品、技术、能力、思想,好东西很多,互有需求,各具优势,但是分散的、支离破碎的,重复劳动的比比皆是。连接他们,实现优势互补,价值共享,就能实现1+1>2。


有人说现在世界进入了平台时代。空间障碍越来越小,中心越来越模糊化,不同领域的资源有效对接的需求越来越大。南都基金会一直在推动平台建设,做了很多行业合作平台和网络。慈展会也是一个平台,是南都支持恩派在08年以后做了京交会、深交会之后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正在和业内一些志同道合的机构一起讨论建一个公益产品市场化规模化扩张的合作平台。细节以后再披露。

 

当然,中国公益慈善的未来发展,还需要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第一部慈善法已经在本月实施,这部法律厘清了公私关系,伴随慈善法的还有慈善信托等重要制度的落地。但是还有许多政策需要落实,最重要的可能是税收优惠的实现。刚刚听说老牛基金会被追缴2.5亿企业所得税,还罚800万滞纳金。


因为基金会投资收入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近年来出现了大基金会缩水和新注册基金会微型化趋势。


卢德之在2008年捐赠2亿人民币创办了国内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并宣布在5年内将基金会规模扩大到20亿,10年内达到100亿。5年后,华民慈善基金会非但没有增资至20亿,反而向民政部申请并获准,将注册资金由2亿人民币缩减为5000万。同样遭遇缩资困境的还有:万科公益基金会、安利公益基金会均将注册资金由1亿人民币缩减为5000万。


在大基金会纷纷缩资的同时,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则出现微型化趋势。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自2010年1月1日到2016年7月12日,全国新成立非公募基金会2608家,从已披露信息的1924家看,注册基金过亿元的仅为14家,占0.7%;取注册基金最低限200万元人民币登记的1257家,占65%。


慈善法已经实施,根据慈善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这条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能否落地,关乎中国私人基金会、家族基金会发展的命运,关乎中国慈善行业整体环境的改善和慈善资本的增长。税收闸门开,财源滚滚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或者坐在那里静候佳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