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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专栏
合作创新,再造公益慈善生态系统
201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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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新,再造公益慈善生态系统 

——徐永光在基金会中心网五周年大会上的演讲 

(2015年11月25日)

基金会中心网3周年时在云南开会,我很荣幸地请何道峰接任理事长。今天应该是道峰的主场,但他身在美国,今天不能到来,委托我来站台。

16年前,道峰受邀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当时正好召开希望工程10周年国际研讨会,道峰拉着扶贫基金会王郁昭会长来整整听了3天会。之后,他在王会长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下,启动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去行政化改革。正是因为改革、治理和在社会创新领域的成功,扶贫基金会很快在中国基金会行业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公募基金会的第一品牌。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到今天为止,政社分开的改革依然步履维艰,而16年前的扶贫基金会就已经成功走出了这一步。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的宏大目标,据我对扶贫基金会的中和农信小额贷款项目和“美丽乡村计划”以及众多扶贫创新项目的了解,他们又大步走在了中国基金会和NGO的前面。这些项目的开发和推进,难度非常大,他们是怀着崇高的理想和责任感,努力创新,扎实工作,一批优秀的员工在农村一呆就是两三年,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功。无论是去行政化改革,还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5年脱贫的号召,扶贫基金会都是中国社会组织、特别是基金会学习的榜样。

今天的主题演讲,是关于合作、创新与公益慈善生态的再造。这是老生常谈,今天,我想从几个案例和现象谈谈对公益生态系统再造的看法。

一个是腾讯“99公益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在“99公益日”主题致辞里提到,“社会的痛点就是公益的起点”,“99公益日”旨在创造一种新的互信机制,让公益生态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有效的连接。

“99公益日”的确展现了中国公益生态链的变革。在这个生态链中,一个最大的变革是,过去捐款人、基金会、NGO和企业、明星的参与主要在线下,现在实现了线上线下、以在线链接为主的模式;过去公众参与度低的一个很大障碍是选择性小与捐款不方便。这次“99公益日”,参加基金会数百家,募捐项目2200多个,这些项目大多不是基金会自己的项目,而是草根NGO的项目,公众参与几乎有无限可能的选择性。连广州市青基会为“公益慈善论坛”微信号创办人张以勋众筹10万元年薪和传播岗位补贴20万元,截至今天的数据,也得到了1000多人支持,捐款达17万多元。放在两三年之前,关于做公益要不要发工资还争议不休,向公众众筹工资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几天前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第三方平台募捐报告显示,2014年各类网络捐赠第三方平台募集的善款总额超过4.37亿元人民币,捐赠人次超过11.17亿。而“99公益日”之前,从2015年1月到8月,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募集的善款就已达到5亿元,网民捐款3654万人次。

我在16年前讲的互联网公益“透明性、选择性和便捷性”对中国公益的影响已经得到印证。互联网公益最伟大的贡献是,没有政府发文,无需出台法律,中国公益依照市场化的规则,自然回归民间,回归理性,走向公众用脚投票的正确轨道。原来通过体制赋予的公募基金会一统天下的特权正被消解。“99公益日”中,中华儿慈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扶贫基金会的表现,又一次证明与草根组织共享公募权,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将成为公募基金会深耕基层社区、实现转型发展的不二法门。

第二个案例是由16家基金会与社会企业共同发起的首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暨联盟”(以下简称社企联盟)大会今年6月在深圳召开。我从这个案例引发的观点,不是社会企业如何发展,而是公益行业及跨界联合的平台型机构和各类联盟迅猛发展,是公益生态改变的一个重要现象。

这种发展态势,较早时可以追朔到10年前以何道峰为主席的基金会自律联盟,以及后来的NGO自律吧;2009年开始的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则带有非公募基金会联盟的性质,再过几天,第七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就要在深圳召开了;2010年诞生的基金会中心网,是贯彻“十一五”规划关于建立公益组织自律机制的要求、由35家基金会自愿发起设立的基金会透明平台;雅安地震之后,由41家基金会成立了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由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与多家社会投资机构联合组建的社会投资平台是国际合作的典范。

今年,在中国公益行业出现了平台、联盟热,除了社企联盟,相继出现了资助者圆桌论坛、公益筹款人联盟、中国教育公益联盟、公益组织服务联盟、支持二三线城市公益组织发展的“和平台”,以及“促进支持类社会组织学习交流会”,还有社创硅谷投资平台也在筹建之中。 各种领域性、区域性公益慈善联盟更是门类繁多,层出不穷。

公益行业平台和联盟的大量涌现,体现了公益界平等、合作、民主、自治、互律和追求发展的进取精神,这对于构建良好的公益生态环境和健康公益文化,意义不可小觑。

第三个案例是第四届中国慈展会高调亮相的公益组织服务联盟。这是由十几家专门为公益组织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组成,代表公益行业通过市场细分、第三方外包服务来提升公益专业效能的重要趋势。公益专业外包服务在美国非常发达,在台湾叫公益中介服务。术有专攻,没有哪一个组织是无所不能的,哪怕是最大的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也是一家非营利组织,他们有多少工作人员?我们可以猜想有几千人、上万人。有人告诉我,国际奥委会总部只有40名专职人员,奥委会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通过外包服务实现的。我不敢相信,最后在网上查到,一次奥委会总部水管破裂发大水,150名工作人员被迫回家办公。看来员工不超过150名是比较可靠的。

公益市场细分的专业服务门类很广,包括:法律、财务、金融、信托、保险、投资、理财、筹款、咨询、评估、研究、战略规划、能力建设、品牌推广、公关传播、信息披露、人力资源和IT技术服务,乃至于项目执行和机构整体外包。美国90%以上的基金会没有专职员工,许多家族基金会的业务是通过外包实现的。中国的公益组织服务联盟一成立就推出了机构外包服务,他们预见到了未来有大量的家族基金会、私人基金会和企业基金会有外包服务的需求。段德峰创办的瑞森德公司是专门为公益组织做服务的,现在有五六十工作人员了,业务忙不过来,经济效益也不错,正考虑在新三板上市。

公益市场细分和专业服务有助于提升公益的专业水平,尤其是在整个行业整体能力不足、人才缺乏且社会组织数量快速增长的当下,这类专业服务机构作为公益生态链中的第三方支持力量,需要得到优先发展。他们在发展初期,也需要得到包括资金、资源、志愿者和文化环境在内的支持。公益筹款人联盟希望推动中国的独立筹款人制度,这需要公益行业挣脱道德绑架才有可能实现。

美国的国际职业筹款人协会就有逾3万名会员,法国则有为非营利组织筹款的上市公司。我接触过美国一家专门为大学基金会筹款的公司,收取服务费大约是筹资额的8%,而大学基金会自己的筹款成本在12%左右。乐施会行为指南规定,凡是为筹款付出1元,需要筹得6元,筹款成本在16%是允许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金华施乐会,他们曾经推出由志愿者去了解求助项目,先垫资完成救助,再自己通过施乐会网站负责筹款,筹款完成后可以提取15%的筹资成本,这相当于垫资的利息收入。虽然这个安排帮助了许多真正需要急难救助的人,但这个冒险的探索,最终在道德谴责声中狼狈退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公益生态系统是存在于包括政府、市场的一切社会生态关系之中的,其生态系统的再造并非公益部门的闭门造车。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公益慈善部门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还必须学习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的跨界合作,进行社会创新,才能在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加快简政放权,政府努力做到办事不设机构、不养人,加大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我最近查到,“惠而不费”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在一些重要公共服务领域,政府积极鼓励社会投资。据财政部估算,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政府与民间合作的PPP项目总投资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政府鼓励的社会投资以及PPP项目,大量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扶贫、农业、环境治理、残疾人就业、社区服务等领域。一个项目往往需要的三个部门一起合作共事;还有一些事情,则是政府该做自己做不好,NGO想做能力不济做不了,企业趋利不愿做,这正是社会企业大显身手的地方。

三个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社会投资和社会企业的发展,将扩大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满足社会需求,提供就业机会,创造绿色GDP。这既属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领域,也是社会创新的活跃地带。在各个国家,公益基金会都负有社会创新发动机的职能,“风险慈善”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基金会数量在过去的10年中已从883家增加到4683家,增量为5.3倍,而在推动社会创新方面的表现和贡献差强人意。

我以前给官办慈善和草根组织分别画过像。今天,公益慈善行业虽然有不少进步,但相比于科技创新、市场创新和企业的社会创新,相比于政府努力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开放政策,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务实精神,公益行业整体上还非常落伍,具体表现为:道德优越强,封闭不开放;创新意识弱,风险少担当;竞争压力小,缺乏效率观;混得好不好,基本不关张。总之,公益部门在开放、改革、创新、跨界合作和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上,既落后于市场部门,也赶不上政府的步伐。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再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适应变化,在反思中求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