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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放牛班”的音乐回乡之旅
2007-09-05

我希望,这是一次孩子们的寻根之旅,让从小随父母来沪、远离家乡多年的他们重新体验家乡,认识家乡,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那么,无论身处何地,纵然历经繁华,他们的心,都依恋着自己的家。———民工子弟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发起人张轶超  


“放牛班的孩子”,是上海第一个民工子弟合唱团的名字。

从8月3日到8月14日,趁着暑假的功夫,“放牛班”的30多个孩子,在12名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访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的农村,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音乐回乡之旅”。

所经之地,都是合唱团成员们的家乡。孩子们一路走一路演,还一路对农村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所收获的,远远超出了“巡回演出”的简单范畴……

音乐,最热烈的掌声

坦白说,演出不算完美。

“条件太简陋了,因时间关系,我们的准备也不足。在安徽怀远,‘舞台’就是当地中学的操场,晚上快演出时我们才发现,压根没照明设备,黑漆漆一片。幸亏附近有个工地,我们把那儿的一盏200瓦电灯,绕过篮球架拉到操场上,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让一直等待着的老乡看上演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合唱团的发起人和志愿者张轶超说。

简陋的舞台并不妨碍孩子们演出的受欢迎程度。“我觉得全村的人都来了。”合唱团成员、14岁的王强说得眉飞色舞,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一次,我们找不到场地演出,就在村里的一条大马路上表演,来看的村民站满了一条街呢!”

张轶超告诉记者,每场演出都有一两百名村民观看,他们带着自家孩子,围成圈蹲坐在合唱队员周围,静静聆听歌声或演奏,遇到熟悉的旋律,还会和着节奏打拍子。节目结束,他们的鼓掌总是热烈而持久,“包括让他们等了两小时的那次”。

合唱《箫》、《唱得响亮》、《可爱的家》,电子琴独奏《浏阳河》,笛子独奏《茉莉花》,葫芦丝合奏《马兰花开》……孩子们的表演的确不错。成立了一年多的合唱团,一直有专业的合唱和器乐老师志愿指导,坚持每周训练,演出经验也堪称丰富,在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中福会少年宫、金茂大厦……都曾响起过“放牛班孩子”的歌声。他们的演出,在文艺生活缺乏的农村,既新鲜又富有吸引力。

但敏感的孩子们仍然能感受,老乡们的偏爱或许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合唱团成员唐洋扬回沪后写了这样一段感想,“当英文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今夜你是否感受到爱)》旋律响起时,老乡们屏住呼吸静静等待,我想,他们不是想去听那一串串的abcd,而是被我们提交的成绩单所打动,为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能在上海受到这样的教育,变得这么有出息而感到欣慰和荣耀。如同每次我飞奔回家把满意的成绩单交到父母手里,他们眼里饱含的感情。”

老乡们的掌声和关怀,是这些孩子们在回乡之旅中收获的第一份礼物。

调查,最真实的家乡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农村青少年有以下特征:不爱与父母沟通;留守儿童更成熟;相对较早地承担了家庭的责任……”

这是合唱团成员刘珂珂在《农村青少年与父母关系调查》中的结论。30多名合唱队员,分组写了十余篇调查报告,题目听起来都挺大:《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农村水电资源利用调查》、《农村使用媒体情况调查》……

这群11岁到16岁孩子,至今对何为“调查报告”并不明晰,五年级的丰成芹对记者说:“你得管这叫‘总结’,不然我们听不懂的。”但在张轶超看来,调查才是这次音乐回乡之旅的重点。合唱团12天走访了5地。每到一地通常是下午,队员们先和当地的孩子联谊结对、游戏聊天,晚上演出,第二天起就由当地孩子领着“放牛班的孩子”去调查。

志愿者刘婧深刻体会到,调查对这群民工子弟的锻炼。在城市里,他们普遍比较内向、自卑。比如有个男孩叫王强,平时一说话就脸红,上台发言时会紧张得用笔在裤子上划,留下密密麻麻的印迹。调查中,刘婧“逼”着他主动问人,在他退缩时告诉他,“别怕,有事老师担着。”王强越来越有主见,在江苏的沛县做活动总结时,就像换了个人,思路清晰,回答问题理直气壮。

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亲自走访和分析得来的报告,帮他们认识了更真实的家乡:

12岁的王雪蒙调查的是农村交通状况,她走访了20多户人家,对村镇附近公交站数量、等一趟班车的时间、车费以及拥有自行车、摩托车的家庭数量等作了详细记录,发现村民“通常骑自行车去田里干活,通常骑摩托车去赶集”,“上海的交通是很方便的,尽管有时会塞车,但农村会经常等不到车”。

3个男孩李灿、刘海东和武孝洒,负责考察当地农村环境,除了观察废弃电池回收情况,还留意到不少农户仍有把麦秆晒干烧成灰做肥料等不利环保的习惯。

14岁的陆霞妹所在组调查的是农村使用媒体情况。他们走访农户25家,结论为电视是农民的首选媒体,天气预报和电视剧最受欢迎,选择读报的家庭有1/4,听广播的家庭只有1/6,但网络的普及率却比预想的高,被调查的5个村每村都有1至4家网吧。

13岁的屠文建和同学合作完成了《农村土地调查》,“种庄稼每亩土地一年大约能赚500至800元,去掉化肥等费用赚不了多少钱;种棉花一年每亩能赚500元,但一年只能种一季,又难种;玉米虽然每亩一年只能赚200元,但它好种……”

碰撞,最直接的体验

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喜欢城市还是家乡?

带队的志愿者清晰地感受到回乡之旅中孩子们遇到的碰撞。刘婧回忆,初到农村时,孩子们把“我是从上海来的”挂在嘴边,女生小唐看到一男生和农村孩子打架,不屑地说:“和这些农村孩子打什么呀?”志愿者宋海生说,去当地的厕所,结果有的队员夸张地大叫:脏死了,怎么上啊;有的孩子原本非常活跃,但跟当地小伙伴在一起时,就一直沉默……

说孩子们虚荣,恐怕失之偏颇。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他们,确实有些不习惯农村。14岁的侯学琴是孩子们中离开农村时间最短的,但也有整整4年了。“这次回了板集村的奶奶家,街上的楼房多了,不过地还是泥巴地,又正好下过雨,我们都得脱鞋赤脚。”3岁半随父母来上海的王雪蒙,则对老家安徽霍丘毫无印象,她告诉记者回家的感受:“上海到处都是高楼,可那里基本都是平房、草房,有的人家地面坑坑洼洼,还有积水。心里很不好受。”

张轶超能够感受到孩子们在家乡同龄人前的优越感,同时也能感受他们身份认同的焦虑:总有村民问孩子们是不是上海人,孩子们说不是,村民们的态度就多少冷淡些。老师们告诉孩子:“你可以这样向当地人做自我介绍:‘我在上海上学,我的老家在……’那是一个最真实的你。”

12岁的黄艳告诉记者,农村的孩子衣服穿得土,没有城里孩子那么多花哨的颜色。可当记者问她城里小孩穿得有多花哨时,一直滔滔不绝的小姑娘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来上海5年了,从没和上海小孩做过朋友,所以不大了解他们穿得有多好。”

在复旦读研究生的志愿者刘婧,家乡也是安徽农村,她理解这些身处城乡夹缝境地的民工子弟,也深信他们终能找到自己。以前,刘婧和同样来自安徽的队员李慧娟说家乡话,慧娟从不接口,但这次在安徽,慧娟大方地和当地小朋友说起了家乡话。                    

“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们在上海学到了很多农村孩子学不到的东西,见了很多世面,各方面都比他们懂得多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同龄人之间的感情。”14岁的唐灿在回来后,郑重地在感受中写下:找回自己,学会感恩。

桥梁,最本真的愿望

“希望孩子们在城乡差异的撞击中,在家乡人民无条件的热情和信任中,找到今后生活的一种力量。”张轶超解释“音乐回乡之旅”的出发点时说。

“放牛班的孩子”,这名字来自于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述的恰恰也是一个教师用音乐改变一群孩子人生的故事。但复旦哲学系毕业的张轶超,放弃高薪工作全身投入这个民工子弟合唱团,期望自己改变的,可不止一群孩子的命运,“希望这些孩子们不仅能改变自己,更能以一己之力,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架一座桥,让城里人更关注农村,帮助那里的建设,帮助那里的孩子赢得成功的梦想。” 

如果孩子们回乡,城市成长的收获,有可能让这些孩子很大程度地改变农村。16岁的丁佳怡说,她一直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但这次农村考察回来,她改变了这个想法。“我现在的理想是回家乡开一个服装厂,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这样乡亲们就不用到外地打工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留守儿童。”

如果孩子们留城,他们与农村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生在上海的陆霞妹毫不犹豫地向记者表示,以后要留在上海。“老家江苏高邮只在小时候回去过一两次,没什么朋友在那里。”但她也肯定地表示,她愿意做个志愿者经常去老家给小朋友上课,“就像现在张老师对我们这样好。”   

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放牛班的孩子”。截至2006年末,外省市在上海就业的人数达到400万,占上海从业人员的三分之一。其中,85%以上是农民工,有近40万名学龄段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

他们对生活抱着坚定的梦想,就像合唱团成员侯学琴说的那样:“我的家,在一个从农村来打工的人聚居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人们知道,通过努力,好的日子会离他们越来越近。”

志愿者刘婧说,“这些孩子现在可能还很懵懂,不能理解那么多事。我希望他们以后无论在哪里,都能更积极自信地面对生活,这是他们去帮助或改变别人的前提。”